万历：一个精神上的吸毒犯万历十七年（1589年）十二月，万历皇帝在深宫里接到了大理寺左评事雒于仁的奏折，奏折中大肆批评他纵情于酒、色、财、气，并献“四箴”，希望他能对自己的行为进行检讨并加以改正。一个小小的左评事居然对皇帝私生活大加干涉，万历大发雷霆，叫来当时的首辅大学士申时行，发誓一定要严惩此人。

申时行却摇头道：“如果陛下定要处置雒于仁，就必须将他的上疏公布于众，这无疑是承认雒于仁的批评是确有其事，臣民们会信以为真的。”

万历仍旧气愤不过，他指着雒于仁的上疏为自己辩解道：“他说朕好酒，请问谁人不饮酒？还说朕好色，偏宠贵妃郑氏。这是怎么说？朕只因郑氏勤劳，朕每至一宫，她必相随。朝夕间她独小心侍奉，委的勤劳。他说朕爱财，朕为天子，富有四海之内，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天下之财皆朕之财。我爱与不爱又有什么区别？他说我经常生气打人，请问，人孰无气，且如先生每也有僮仆家人，难道更不责治？”

在申时行面前辩解了一通后，他又安静下来，虽然不能严厉惩治雒于仁，但就这样放过这个干涉自己私生活的人，于心不甘。虽然，自己深处深宫，不理朝政，可自己还是皇帝。皇帝的权威，包括私生活是神圣不可干涉的。就这样，雒于仁还是被革职为民。

雒于仁的上疏虽然直指万历私生活的弊端，但归根结底，无论是当时在场的申时行还是万历，大概都明白，雒于仁其实是想告诉万历皇帝，您老怠政已好多年了。

万历怠政之表现主要有不上朝、不按照规定接见大学士、不面见大臣商讨国事、不亲行时享太庙、不搞经筵日讲、不及时处理大臣的奏疏等。这就是后来被历史学家们称为断头政治的具体特点，万历是他祖宗嘉靖、隆庆的不理朝政的集大成者，是这位明朝在位时间最长的神宗把断头政治推到巅峰，直接导致大明的跌落谷底。

但万历与他两个祖宗实在不能相提并论，嘉靖怠政，是因为他要炼丹；隆庆怠政，是因为他想无为而治。可万历的怠政让我们实在想不出什么理由来，如果一定要找个理由，那只能是：他就是不理朝政。

在雒于仁上疏的三年前，也就是万历十四年（1586年）九月十六日，万历开始了他的第一次怠政，他连续至少有十天不上朝，这月的二十八日，他告诉内阁，前几天上朝，大概是起得太早的缘故，头晕眼黑，力乏不兴，我得静养一段时间。至于孟冬时享太庙，就由别人代替我去吧。

礼部主事卢洪春知道此事后，上疏万历，先是安慰了皇帝要好好养病，说得很诚恳，但最后，他却来了一句，如果您真有病的话。

跟三年后听到雒于仁说他沾染了酒色财气时一样，万历大怒：我受祖宗所托，主持帝国事宜，一旦因为病而归天，如何对得起祖宗。然后，提到正题，姓卢的你肆言沽名，诬上惑众，廷杖六十，革职为民，永不叙用。

这是他第一次以身体为由不上朝，这次怠政一直延续到这一年的十一月三日，三日这天，他到了京郊祈天保佑大明万世永存。

也许，被廷杖的卢洪春的确是冤枉了万历，他在那一段时间很可能是真的身体不好，起床太早，就会头晕眼花。但是，让我们想不明白的是，一个人被冤枉了一次，难道就有理由去执行冤枉的内容吗？

也就是从卢洪春被廷杖以后，万历就真的开始怠政了。首要表现就是不怎么上朝了，元旦的朝贺也取消了，到了万历十七年（1589年），专门接见大学士的礼仪也被他忽略了。

万历十七年（1589年）三月，距雒于仁的上疏还有九个月的时候，大学士申时行建议，将升授官于视朝时面见皇帝谢恩的制度，改为“如免朝三次”，即可不必等候，仅“具疏奏知”了事。对万历来讲，这真是一件从天上掉下来的好事，他可以减轻了不上朝所面临的压力。也就是从这以后，万历怠政开始了。特别是雒于仁干预他私生活以后，也就是万历十七年以后，这种怠政情况更加严重起来。

接下来的事情，就让我们看到了一个精神上的吸毒犯在幕后的表演。

万历十七年（1589年）春，亲行享太庙。这是他最后一次亲行享太庙。

万历十八年（1590年）正月初一，他自称“腰痛脚软，行立不便”，元旦朝贺取消。

万历二十年（1592年）七月，对着满桌子的关于平叛鞑靼人希望皇帝能御朝商议对策的奏疏，万历只回了两个字：不报。

万历二十四年（1596年）四月，因抗倭援朝之役事关重大，内阁大学士提出要面见万历，万历给出的回答是：我最近头晕，一直在吃药，不能见外人。

万历三十七年（1609年），针对万历皇帝不处理大臣奏疏的事情，有大臣仰天长叹：“一事之请，难于拔山，一疏之行，旷然经岁。”而万历皇帝龟缩在深宫里，对着御前堆积如山的奏疏，面色平静。

当万历连大臣们的奏章也不批复时，就导致了一种很严重的后果——官员缺席。因为按照明朝朱元璋制订的制度，明朝的皇帝是政府的唯一决策者。一旦他不愿处置但又不轻易授权于太监或大臣时，整个文官政府的运转就可能陷于停顿。一旦停顿下来，士大夫不肯吃闲饭的骨气就会让他们觉得所事非明君或者是觉得拿着朝廷的俸禄而没有做任何事很不好意思。另外，官员们的升转也有年限，这个年限一过，他们忽然发现自己还没有被升，自己还在这个任上，就会产生一种寂寞与无聊的心态。他们做出的选择大都是一个字：走。

万历二十四年（1596年）年初，有识之大臣就发现了这个问题，此后，这种现象由于万历的怠政而变得更加严重起来。按正常的编制，南、北二京六部应当有尚书十二名，侍郎二十四名。可到了万历三十年（1602年）时，南、北两京共缺尚书三名，侍郎十名；各地缺巡抚三名，布政使、按察使等官六十六名，知府二十五名。大致一算，总共缺了近三分之一。到了万历四十一年（1613年）十一月，南北两京缺尚书、侍郎十四名。更为可笑的是，由于严重缺员，有时上级必须要一个县的知县再兼任邻县的知县，但俸禄却不增加。幸好，当时因为万历深居宫中，朝廷之事不是很多。不然，这些兼职的知县肯定会到京城去哭累。

而到了万历末年，怠荒日甚，官员缺席多不补。《明史·方从哲传》中谈到，旧制：给事中五十余员，御史百余员。至是六科止四人，而五科印无所属，十三道祇五人，一人领数职，在外巡案，率不得代，六部堂官仅四五人，都御史数年空署，督抚监司亦屡缺不补。文武大选，急选官及四方教职积数千人，以吏、兵二科缺掌印不画凭，久滞都下，时攀执政舆哀诉。诏狱诸囚，以理、刑无人，不决，遣家属聚号长安门。职业尽弛，上下解体，内阁亦只方从哲一人，从哲请增阁员，帝以一人足办，不增置，从哲坚卧四十余日，阁中虚无人，帝慰留再三，又起视事。帝恶言者扰聒，以海宇升平，官不必备，有意损之，及辽左军兴，又不欲矫前失，行之如旧。

万历龟缩在深宫里，不走的官员们就开始拉帮结派，万历一朝的党争几乎惊天地泣鬼神。从党派林立到门户之争，日盛一日，互相倾轧。东林党、宣党、昆党、齐党、浙党，名目众多，你还没有唱完我就登场。整个万历一朝就成了吵架斗嘴的场所。这样的恶果，我们只能归罪于万历皇帝的怠政。因为我们实在找不出这些冬烘先生们“吵架斗嘴，互相排挤”的根由。

学者孟森曾把万历的怠政期称为“醉梦之期”，并说此期万历的特点就是“怠于临朝，勇于敛财，不郊不庙不朝者三十年，与外廷隔绝”。

这话大概没有错，而这并不是我们想知道的。我们想知道的是万历怎么会变成这样一个人？他废除了张居正所有的变法措施，并且花光了张居正用了十年时间为大明积攒下来的钱财，这一切我们可以原谅他。毕竟当初张居正对他的管教有点严厉，而且张居正也没有做到“身正”，他“不从”也是情理之中的事情。

可他在查抄张居正的家产时，也看到了张家把砸锅卖铁的钱集合起来也才十万两白银，不过是嘉靖年间首辅严嵩被抄银子的二十分之一；他听闻而来的张居正诸多小妾，但在张居正的家里，他也并没有找到。那么，也就是说，张居正的品德瑕疵不过是他后来才从大臣嘴里听来的。所以，有人说他的怠政是因为张居正对他的管教甚严而导致了他的逆反心理，在他亲政后，一旦有人对他提出善意的忠告，他就想到了张居正说的比唱的好听的那一套。于是，他不理；他越不理，大臣们就越与他对抗。最终，他选择了龟缩在深宫里与大臣们藏猫猫。

还有一种说法是，他将张居正的行政举措废除后，想用自己的办法来治理国家。但当他发现自己的那一套根本就无法治理国家后，他退缩了。于是，他选择了逃避。

第三种说法就是晚明的一位名士夏允彝提出来的，他说，万历之所以怠政，先是因为宠幸郑贵妃，后是因为厌恶大臣之间的朋党斗争。有人则给他补充说，万历之怠于临朝，一大因素是因为他的身体虚弱。之所以身体虚弱，是酒色财气的过度。危言耸听一点来讲，他在后宫“吸毒”。

无论是哪种说法，都有让我们相信的余地。因为万历的确把大明朝拉到了深渊，在他后三十八年于深宫“养精蓄锐”的时候，大明朝正以义无反顾的姿态向深渊冲去。而他却在吸毒，我们宁愿相信是他的肺在吸毒，也不愿相信是他的精神在吸毒。精神上的吸毒就像是瘟疫，不但传染，还有可能遗传，几代人都难以戒除。

>>>国本之争如果说，万历怠政是把大明帝国的脑袋断了的话，那么，发生在万历十四年（1586年）的国本之争就是断了大明帝国的**。所谓“国本”，就是指皇太子，他的地位能影响到整个王朝的安危。按照中国君主专制时代的规矩，皇帝与皇后生的儿子是嫡子，与其他妃子生的是庶子。嫡长子是当然的皇位继承人，如果没有嫡子，则以庶子中最年长者为皇太子。所谓“有嫡立嫡，无嫡立长”就是这个意思。

万历十年（1582年），嫡子没有，而一位由宫女生的皇长子出生了。这就是朱常洛，后来被人们称为“一月天子”的泰昌帝。万历十四年（1586年）正月，万历一向宠爱的妃子郑氏也生了一子，取名朱常洵。这位妃子一跃而升为皇贵妃。

群臣们如果不是傻子，就都能看出万历皇帝背后的意思。没有先封朱常洛的母亲，反而先封朱常洵的母亲。这一年的二月，内阁大臣申时行等请册立太子。

万历闭着眼睛听了半天，最后说道：“长子年少体弱，况且才四岁，过一段时间再说。”

申时行不答应，并举例说：“四岁还小吗？看看我们的祖宗，英宗在两岁时就被立为太子，武宗被立为太子时才一岁。”

万历还是一味地装糊涂。我们说，在万历十四年（1586年），万历就已经在精神上开始吸毒了。他一装糊涂，大臣们就把自己的猜测彻底地加以肯定了。这些大臣认为，万历就是想立郑贵妃的儿子为太子。其实，皇帝有至高无上的权力，想立谁就立谁，关下面大臣什么事。但明朝的士大夫们就犯着这股劲，你这样，我偏不让你这样；你若这样了，以后我该怎样。

不久，户科给事中姜应麟、吏部援外沉璟联合上疏道：“郑贵妃虽然贤德，但她所生的孩子是次子，而恭妃（那个宫女）生的是长子，应该主持社稷，为什么反令居下呢？请收回成命，首先进封恭妃，然后再封贵妃。”然后，两位士大夫话题一转，转到了国本问题上来，“皇上应该早立长子为皇太子，以定天下之本”。

万历开始还在椅子上坐着，待太监们念完了两位士大夫的上疏后，他就坐不住了。转了几个圈后，下旨，贬姜应麟为广昌典史，沉璟调任地方官。然后，他就跟内阁大臣解释说：“我惩罚这二厮，不是因为他们指手画脚地要我册立恭妃，而是，他们居然推己及人地把我想得如此龌龊，天下人都知道，我朝立太子，自有祖宗成法，我怎么敢随便破坏？”

但他这种解释显然说服不了士大夫们的猜测，刑部主事孙如法上疏，直指郑贵妃。奏疏内容几乎变成了质问：请问，恭妃生长子，已快五年了，您说您按照祖宗成法办事，可为什么不给她们封地？贵妃郑氏一生子，您就加封为皇贵妃，而且又得到了进封，请问，事情在这里明摆着，天下人想不怀疑会遭到天打雷劈的。

万历笑了，是吗？天打雷劈？好的，据说潮阳那里经常有暴风雨，你去那里做典史吧。孙如法去了潮阳，朝堂之上的士大夫们更加起劲了。御史孙维城、杨绍程又上疏请定太子，万历的对策是，谁的上疏只要和国本与郑贵妃有关，谁就被免职。

群臣们前仆后继，都拿自己的前途开玩笑，接二连三地责问万历。万历是兵来将挡，水来土掩。大臣们越是让他立长子为太子，他越是不立。到了万历十八年（1590年），他已经把大明帝国的脑袋砍掉一半了，廷臣们依旧对着深宫中的他大声叫喊：立太子。

万历十八年正月初一，他召见大学士申时行等人，申时行乘机再提立长子为皇太子之事，万历还是说，太小，等一等。

这年的十月，廷臣以储位未定，交章请册立。万历真的是被逼得没有办法了，只好跟群臣们约定，如果在明年春夏之前，没有人再提此事，我就于冬间议行，否则，他只能等到长子十五岁了。

大臣们见万历终于定出了时间，好不高兴。这阵高兴没有过多久，万历在第二年的春天又说，明年春天再举行。大臣们觉得不过一年时间，那就再等一下吧。

可就在万历十九年（1591年）八月，他答应册立东宫的日期已经接近，工部主事张有德上疏要求准备册封的仪物，万历奸笑了。他终于等到了这一天，先是扣了张有德三个月薪水，然后跟大臣们解释说，大家明明说好了的，在这期间谁也不提国本之事。这可是你们先犯规的，大臣们认为这是万历在耍赖，万历却反复重申那个约定。

在当时的万历看来，皇后并没有生儿子，朱常洛与朱常洵都不是嫡子，立哪个儿子做太子应该是自己的事。贵为皇帝，想立自己心爱的女人生的儿子做继承人关大臣们什么事。他或许还骂了自己的祖宗，因为祖宗留下来的规矩的确关大臣们的事。

郑贵妃在万历十九年这一年真是笑容满面，因为在万历的耍赖下，对太子的册立可以延缓了。这不仅仅是延缓，如果万历继续耍赖下去，就很有可能是更改。

可大臣们却不这样想，他们认为，这件事已经快十年了，兄弟们也倒了不少，自己学富五车，又有这么多兄弟，居然用了十年时间也做不成这样一件事情，日后到了地府，如何跟大明的祖宗交代？

就在万历二十年（1592年）正月，礼科都事中李献可同六科诸臣联合上疏，要求皇长子应该学习了。从这一点来看，朱常洛在十一岁之前就没有学过什么文化知识。可见万历对他的感情是多么的淡薄。

万历看到这封奏疏，大怒。其实大臣所谓的学习就是希望万历允许皇长子接受帝王教育。他一怒，就打人。但打了一批，又来了一批，一直到万历二十一年（1593年）正月，万历打不动了。此时，他已把断头政治运用自如，只在国本事情上动一动脑袋。可他觉得这样下去，有违自己的断头政治的宗旨，就跟大臣们说，这样吧，既然大家都对这件事这么感兴趣，我也只好按照祖宗成法来办了。祖宗说：“立嫡不立庶”，现在王皇后虽然没有生育，但未必不代表她以后也不生育。如果她生了一个孩子，我就将其册立为太子。那么现在，我就将皇长子封王。

但同时，他又把三子朱常洵与五子朱常浩封王。消息一传出，大臣们哗然。有大臣跑回家就开始写奏疏，第二天就呈给内阁。大臣们的意思是惊人的一致：您封了三个王，那么，请问三王之间有差别吗？如果没有差别，皇长子的地位何在？

这种瞒天过海的计策没有取得成效，不得已，这年的二月，万历收回三王并封之命，并跟大臣们保证，如果王皇后在二三年之内还没有生子，那么，就册立皇长子为太子。

我们不得而知已经十三岁、却没有一点知识的朱常洛到底作何感想。似乎他祖宗们的好勇斗狠的血液并没有遗传给他。如果不是他太懦弱，或许，国本之争也不可能持续了十一年而仍悬而未决要继续下去。

万历二十一年（1593年）八月，一颗彗星横穿夜空，照亮了大明帝国廷臣们的眼睛，也照亮了当时首辅王锡爵的眼睛。他趁机向万历密奏：“您是天之子，太子是您的儿子。您如今不承认您有儿子，老天发怒了。”

万历躲在深宫里修炼他的断头大法，是年，皇太后生辰，王首辅又密奏：“皇上不要拖了，请立定国本。”

万历道：“万一皇后生子，该当如何？”

王首辅回答：“十年前，您这样讲还可。皇长子已经十三岁了。您听过哪一朝太子到十三岁时还大字不识的吗？”

万历听了此话似乎有所触动，据史载，他“颇感动”。在这感动之下，他在同年的十一月二日，下令，要皇长子“出阁讲学”。万历二十二年（1594年）二月四日，皇长子朱常洛正式出阁讲学。

大臣们见事情有了转机，马上发动进攻。万历二十四年（1596年）二月，礼部上疏，皇长子年近十五，应行冠礼。这其实就是要让万历先立朱常洛为太子，然后以太子冠服行冠礼。

万历给出的回答是：“知道了。”

万历二十五年（1597年），无数大臣都提出这样的请求，月月不断，万历给出的回答是：“不报。”大臣们依旧坚持，一直到了万历二十九年（1601年）九月，他才册立朱常洛为太子。

长达十五年的国本之争至此才告一段落，但并没有彻底结束，这是后话。

万历与朝臣对国本你来我往的争斗告诉了我们这样一件事：皇帝虽然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但这种权力在祖宗成法与传统道德上面还是要受到一定的限制。特别是在废长立幼这种违背封建统治的传统规范面前，万历几乎找不出任何跳出这个层面的理由来加以抗争。他所能做的只是不理，也就是断头政治的另外一种表现。

从各种史料看来，万历之所以会认输，并不是群臣们打败了他。当初，他为郑贵妃写过立朱常洵为皇太子的字据，并且让她用金盒密封保存。谁知若干年后打开一看，虫子居然把字都吃光了。他不由得感叹了一句：“这是天意。”另外，就在万历二十九年（1601年）九月前，他与郑贵妃产生了矛盾。他感情一冲动，就决定册封朱常洛为太子。

这场矛盾大概只是个误会，当时他得了病，喜欢天天睡觉。每次醒来时都发现是王皇后在自己身边，并且面有愁容。郑贵妃只是偶尔来侍寝，可总是神色如常。我们知道，人一得了病，神经就很脆弱，一点点小事在病人眼里看来都是很大的事。

郑贵妃从这件事上应该得到一个教训，就是以后在病人面前无论悲伤与否都一定要悲伤。另外，他的母亲李太后曾经问过他，为什么不立朱常洛为太子。万历当时就把自己母亲曾经也是宫女的事忘了，说了一句：他是宫女的儿子。

李太后闻言大怒，道：你也是！

这些都是野史所载，至于是否真有其事，我们没必要探究。但从李太后曾与张居正合作过来看，这位肯为大明江山着想的皇太后肯定是站在大臣们与朱常洛一边的。

国本之争的确是一件万历朝的大事，这种“大”表现在：诸多大臣都不同程度地被惩罚，党争在这期间开始。最为严重的是，朱常洛在没有父亲的关怀下生活了近十五年，又没有受到太子该受的教育，其心理性格早已被严重扭曲，加上没有知识的指导，这一切都促使明朝灭亡的党争如火如荼起来。其责任，就在他父亲万历，是万历怠政的同时也断送着大明的未来。

>>>梃击案后的惊鸿一现朱常洛三十四岁那年的端午节前一天，气候宜人，他在自己的慈庆宫里看外面的宫女准备迎接端午的物品。到傍晚时分，忽然有一名男子手持木棍，冲进了慈庆宫。他顺利地冲过了第一道徽音门，因为门两旁根本就没有人。在冲第二道麟趾门时，他遇到了阻拦。阻拦他的是两个六十多岁的老太监，行动已非常不便，别说拦人，走路都费力。该名男子见状，挥舞棍子将两人打倒在地，直接就冲到了慈庆宫大殿前，正要跨越石阶而上时，一位七十多岁的东宫当日值班太监发现了他。值班太监惊慌失措，他以为这位手使棍子的人是一位武林高手，连闯二门，又奔到了大殿。

他大声呼喊，从各个角落里冲出了七八个太监，将此人围起来。此人把棍子左挥右舞，太监们发现，他的棍法很潦草，若是会功夫，也是三脚猫，就发声喊，一起冲上去将此人活捉了，并立即送到了东华门守卫指挥那里。

这件事情发生在万历四十三年（1615年）五月初四傍晚，这一年皇宫的端午节因为这位“十步打一人，百米被活捉”的张差而过得不是很欢快。

第二天，朱常洛把自己差点挨棍子的事情报告给了万历皇帝，万历皇帝觉得这真有点不可思议，一个人拿着一根棍子就闯进了东宫，武功高强啊。但即使武功再高，东宫也不是随便想闯进就闯进的啊。他下令赶紧查，于是，在七天内，把总管、巡城御史以及刑部等各级官员对张差进行了审讯，得出最终结果：此人是个疯子。因为自己积攒的柴禾被当官的烧了，他就来京城告状。后来遇到了两个男子，说，在这里告状必须要拿一根棍子，并且给他指了进入慈庆宫的路线。于是，他就冲进了慈庆宫。

试想，一个疯子凭着一根棍子就闯进东宫。东宫虽然谈不上戒备森严，可也不是闲人想来就来的。这样的判决当然不能让很想知道真相的官员满意。在这些人看来，这样的判决简直就是糊弄三岁小孩子嘛。

一位很想知道真相并且和张差接触过的官员在五月十二日当场宣读了他所查明的真相。在这份他所谓的真相里，主要有两条，第一，他曾拿饭给张差吃，张差能吃能喝，根本就不像疯子，而且他还招出了有人给他饭吃，并且告诉他进东宫见一个打杀一个。第二，张差无论如何也不可能从东华门一直冲到慈庆宫，如果不是有人事先安排布置，把张差安排到慈庆宫附近，那么，张差就是神。

这份记录与分析材料宣读完毕，刑部参与会审的全体官员都默然无语，也没有人诽谤张差是疯子了。他们既然找不到证据证明张差是疯子，那么，索性，这些大臣就把“张差是疯子”当成了证据。

朝廷一时之间因为此案而引起了纷争，大家分成了两派。一派说，张差是疯子；另一派则说，这是有人在背后主使，张差根本就不是疯子。两派斗争的结果只能是，继续查。查的对象当然就是张差。在经过了近十天的审理后，想要知道真相的大臣们终于查到了他们希望要的真相。那就是，此事跟郑贵妃有关。因为据张差说，是郑贵妃宫内的两个太监庞保与刘成派遣他去刺杀太子的，所用的武器是一根棍子。

万历得知了被查出的事情真相后，大为恼火。他恼火并不是后人所谓的这件事情把郑贵妃牵扯进来，而是因为，他觉得这是自己的家事，何必要弄到这步田地？

他扣了大臣们的奏疏，但并没有捂住大臣们的嘴。大臣们依旧议论，并且屡屡上疏，要求还太子一个公道。这要求背后其实就是说，您想换太子。万历大怒，在给内阁的谕旨中说道：“张差就是疯子，就是疯子……”第二天，他又给刑部谕旨：“此案的张差是疯子。”

是啊，你在深宫里可以装精神吸毒犯，难道你就认为外面拿个棍子行刺的人是疯子吗？这即使说给三岁小孩子听都很难让其相信，更何况是一大群士大夫呢。

郑贵妃在朝臣们的强大压力下不得不站出来了，先是在万历皇帝面前哭，接着是跑到朱常洛面前哭。朱常洛，这个三十四岁、险些就被棍子打死的老爷们在这位妇人的哭诉下妥协了。他跟父亲万历说，我们不要把事情闹大了吧。万历说，好。

这一声“好”过后，龟缩在深宫已经二十六年的万历终于上朝了。五月二十八日清晨，是大明帝国的京官们心情最复杂的一天，他们不知道这是皇帝把自己刑满释放了，还是只是放风而已？

当内阁辅臣、六部五府堂上官以及科道官集结完毕后，身穿白袍头戴白冠的万历在慈宁宫外倚左门柱西向而坐，在他右边站着身穿青袍戴着翼善冠的朱常洛，朱常洛的左边站着自己的儿子和女儿。

万历随便看了一眼，就说道：“前几日有个疯子闯进东宫伤人，外边多有闲话。这是离间我们父子，很过分。”

大臣们跪在下面，想看皇上又不敢，不看吧，又有点心不甘。

万历说完上述的话，就拉过朱常洛的手，“这个孩子孝顺得不得了，我怎会有更换他的意思？”又指着朱常洛的儿子和女儿，“瞧，他们都长这么大了，你们还有什么可胡说的？”

然后，他就看了一眼朱常洛，朱常洛急忙说道：“你们看，我们父子如此相爱，你们却议论纷纷，造谣生事。你们目无君主，倒让我背上了不孝的罪名。”

万历就又随便往下看了一眼，“你们还有什么意见吗？”

没有人出声，万历似乎很满意，就下了对张差案一干人等的判决：“张差是疯子，庞保和刘成也不是什么好鸟，全杀了。完毕。”

这就是发生在万历四十三年（1615年）五月二十八日早上的情景，五年后，他想出来见群臣已是不可能的了，因为他死在深宫里了。

梃击案随着张差的被活剐而结束，据说张差临死前很不服。有人告诉他，你这是闯了东宫，即使不拿棍子，也是死罪的。张差仍不服，但还是被杀掉了。

之所以说万历皇帝这次朝会是惊鸿一现，原因之一就是他实在不想朝会，可涉及了郑贵妃，他又不得不朝会。试想想，一个人在深宫中憋了二十多年，忽然露面在光天化日之下，我们不得而知他看到满朝文武时的心情是怎么样的。但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他的惊鸿一现并没有将梃击案看似已经明朗的疑点解释清楚。

首先，张差怎么会轻易地拿着一根棍子闯进了东宫？在维护太子一派的大臣那里的解释应该是这样的：是某人蓄意安排的。

这种解释似乎也不是没有道理，但绝不是完全的有道理。大明帝国到了万历四十年（1612年）前后，由于断头政治的作用，导致了政局的大波动，上下离心，人人愁叹。社会风气日趋变坏。京城一些皇室近侍或掌管某些衙门事务的不法官吏，利用职权或办事之便，大搞营私舞弊、害政利己活动。特别是梃击案发生的前一年，这种情况更为严重。民间社会经常有乱民拉帮结派，喝了鸡血，有苦同吃，有难同当。

这些人可以在大白天就强抢素不相识的人去为自己犯罪的兄弟抵命，苍天无眼之下，皇宫周围自然也好不到哪里去。就在梃击案发生前，有人用绳索结成软梯攀登进宫，盗走了宫中许多财宝。还有人在更深夜静之际，利用守卫差役睡觉之时潜入皇城，偷挖乾清宫原被大火烧毁后清理下来的土渣，以便从中淘洗出金子来。有的太监觉得这是一件发财的事，就和外面的人勾结作案。

从中可以看出，一个如张差这样的人想混进皇宫其实也不难。更重要的是太子所居的慈庆宫与东华门本就离得很近。东华门又是鱼龙混杂之地，即使在没有断头政治的情况下，都很难保证有不法分子，更何况是在非常情况下呢。所以，张差能入东宫的理由，说有人安排说得过去，如果说没有人安排也说得过去。至于张差所提到的郑贵妃的两个太监，在明朝平时诬陷人的事情就有发生，更何况是断头政治时期呢。

由此说来，此事说是与郑贵妃有关，我们不得不承认，持此说的人做人不是很厚道，而且也不是很聪明。我们把目光移回到万历二十九年（1601年）朱常洛被册封为太子时，朱常洛在朝中大臣经过十五年的努力下终于得偿所愿。但只是在太子之名上，至于在现实中，太子之实的确是没有见到。

如果能进行一次历代最窝囊太子评选的话，朱常洛肯定是名列榜首。他父亲的怠政到了他身上则变成了怠慢。

在他被立为太子之时，按照祖宗成法，太子之母王恭妃应该进封，但是，万历怠慢了这位王恭妃。直到万历三十三年（1605年）十一月，朱常洛有了皇长孙朱由校，在大臣们的努力下，王恭妃才进封为贵妃。万历三十九年（1611年）九月，这位皇太子生母死去，按照旧制，应在百日之内举行丧礼。可万历又给怠慢了，直到第二年七月才安葬，尸体臭得一塌糊涂。身为太子的朱常洛本应经常“出阁讲学”以增长见识，为后来做帝王打基础，可万历似乎认为自己可以长生不老，对此事极不重视。朱常洛被立为太子的第二年之后，一遇到天气寒冷或是酷暑，讲学就停止了。自万历三十二年（1604年）之后，忽然就没有了。这话可以这样来理解，在万历三十二年，太子讲学的传统抛弃了。对于这种对太子的怠慢，大臣们岂可视之不理？他们可不想以后效忠一个文盲皇帝，在多次请求下，离死还有四年的万历允许在该年八月四日开讲。可只有这一次，就没有了第二次。

这就是万历怠慢当朝太子的情景，所以说，他的断头政治在太子身上也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发挥。但在与太子同时被封为福王的朱常洵身上，他却倾注了满腔的热情。

万历三十一年（1603年）末，为福王举行了隆重的花费了三十万两银子的婚礼。万历三十四年（1606年），他命令在福王的封地洛阳为福王建造王府，数年后才竣工，用银二十八万两。做父亲的真是劳苦功高，让儿子有了媳妇，有了房子，如果是当今社会，车肯定也免不了了。

他除了在物质方面为这个儿子着想之外，还在精神上也加大力度。按照明制，亲王受封之后，即应到封地居住，而且，有严格规定，去了以后，不得再回京城见母亲。郑贵妃对这种规定真是深恶痛绝，她哭，她觉得自己脆弱的身心根本承受不了母子两地分居的痛苦，坚决不肯让儿子去洛阳。万历真的就不让儿子去洛阳了。

当大臣们向他提示有祖宗规定时，他断头；大臣们哇哇大叫时，他依旧断头，后来放出话来，福王的房子还没有建造完毕，你要他去洛阳难道住大街上？

好的，那么，就等房子建好，大臣们有的是时间。大臣也太多了，他们虽然在朝堂上可以分派对立，但在这件事上却是抱成团，一起向万历发难。

万历四十年（1612年），福王府竣工，万历却说，明年春节再说。万历四十一年（1613年）四月，已经过了春节，福王还在京城。大臣们火了，作为皇帝你当然可以打我的屁股，但绝不可以侮辱我的算术智商，时间早已经过了，为什么还不履行诺言。

万历不得已，只好让福王去洛阳，但在福王临走之前，万历却跟内阁说，要拨给福王田四万顷。首辅叶向高几乎要跳起来，这哪里是皇帝，简直就是一个瘪三。太子什么都没有，而这个福王却什么都有。都是你的骨血，待遇问题上凭什么差别就这么大。

叶首辅上疏，大意是说，您三番五次地违反与臣子们的约定，又横七竖八地给福王待遇，天下的人民该如何想？

万历断头，大臣们又上疏，认为皇帝有点过分了，万历依旧断头。

拨给福王田四万顷虽然因为后来发生的与郑贵妃有关的妖书案而没有得逞，但万历对待两个亲生儿子的态度可见一斑。

发生梃击案时，福王已经到洛阳享福去了。这也就是郑贵妃在太子面前哭诉的那样，我儿子都走了，我杀了你，按照祖宗规矩，他也成不了太子啊。

事实上，福王离开京城，在客观上进一步肯定了朱常洛的太子地位。也就是说，朱常洛的太子之实一直到福王去洛阳后才得以落实。

梃击案的发生其实就是万历怠慢太子的结果，形而上来讲，就是万历怠政的具体化。无论拿着棍子的张差是不是有人背后主使，当时朝廷上下的想法都是点头肯定，梃击案是有人主使的。而这个人就是郑贵妃，甚至再自信一点讲，还有万历皇帝。

人的思维往往都是这样，你喜欢猫而非常讨厌狗，当狗死了，别人就会以为是你因为喜欢猫而杀死了狗。虽然，狗很有可能是死于狂犬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