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宗的本意所谓矿监，是指皇帝派到各地督领金银等矿的开采的宦官，他们的主要工作就是自己找人开矿或者是允许别人开矿，但必须要交钱给自己。

事实上，早在嘉靖年间，民间就已经有人开矿。但因为这是暴利行业，又有一定的技术含量在里面，有些人并不知道怎么开采。而明白怎么开采的人则成了许多强盗打击的对象，所以，社会动乱，嘉靖宣布废止。

张居正死后的第二年，万历皇帝彻底掌握了大权。北京郊区的几个知道怎样开矿的农民就希望皇帝能下令开矿。但万历皇帝想到了自己祖宗当年的教训，就没有允许。可“三大征”以后，国库空虚，万历皇帝明显地觉得不开采不成了。

他下令全国只要有矿的地方就立即开采，从中收税。于万历二十四年（1596年）六月，派出第一批矿监。这一批分为两股，一去河南，一去保定。有大臣立即反对。

——万历皇帝做的每一件事都有大臣反对，这个皇帝当得真是苦不堪言。

首先是户部尚书杨俊民反对，他说，在保定开矿，会妨碍位于昌平的天寿山先皇陵墓的“龙脉”。万历皇帝觉得好笑，回道：两地似乎离得好远吧。你知道龙脉有多长吗？

杨俊民讨了个没趣，兵部尚书石星接着反对，他从朱元璋谈起，一直谈到本朝。最后总结说，开矿会引起叛乱。刚刚取得“三大征”胜利的万历皇帝哈哈大笑，叛乱？我平他。

大臣们还是反对，在反对声中，一批批太监被派往各地，开始采矿。万历皇帝用他皇帝的绝对权威压制了大臣们的反对声浪。到了该年的年末，几乎全国各个地方都有了矿监。而在这些矿监中，有一人的脑筋一转又让万历皇帝派出了税使。此人叫陈增，是在万历二十二年（1594年）被派到山东去开矿的。但他在山东开了两年后发现，这个地方根本就没有什么值钱的矿。于是，在万历二十四年（1596年），他脑筋一转，把矿税改成了店税，向皇帝报称，山东的店铺很多，逐店取税，为数定在不少。万历皇帝觉得这个主意实在不错，就认可了他的所奏。

万历皇帝的脑袋也不是装大酱的，既然山东有店铺，其他地方肯定也有。不但有店铺，还有别的可以收税的名目。事实上，当时的万历皇帝应该是这样想的：不必在乎一个地方有什么，而是我要收什么，你必须就得有什么。到后来，百姓手中拎着一只鸡也要收拎鸡税，该年十月，万历皇帝分别向通州、天津派出税使。在后来的两三年间，和矿监一样，他向自己所能统治的区域都派出了税使。

始作俑者自然是陈增，我们现在无法断言他聪明还是愚蠢。按照当时朝廷的规定，地方上的店税是地方财政收入的一部分，只能由地方政府收取，然后再将其一部分上缴中央。可这位太监却将它直接收归中央，这种做法引起了地方政府的强烈不满。

朝廷大员们也自然注意到了这一问题，万历二十七年（1599年）三月，户部都给事中包见捷上疏万历皇帝，认为矿监税使很有可能使江山不稳。万历皇帝深不以为然，他给这位给事中回道：我们老祖宗也曾经这样做过，只不过到了嘉靖年间才告停，我现在只不过是秉承祖制罢了。

这是比较客气的，对于地方官员的上疏，万历皇帝要么视而不见，要么就立即将上疏之人罢官。比如山东巡抚尹应元也不满陈增的恶劣行为，上疏列举了陈增在山东“虐民二十大罪”。但是对于万历皇帝来说，陈增有供奉之功，尹应元如何告得倒他，反而激起了神宗的愤怒，最后尹应元落得了妄奏的罪名，受到罚俸的处分。这无疑像给太监税使们吃了“壮阳药”，就如陈增，他一入山东便参劾了福山县知县韦国贤，最后使韦国贤落得“逮问，削职”的下场，巡抚万象春也被牵连而遭夺俸。陈增的这一下马威的确奏效，使得当时的许多地方官都老老实实地听太监们的话。

万历皇帝为什么一定要派出这些太监去挖矿去收税，一个直接的理由就是，万历皇帝需要钱。从大历史角度来看，到了万历年间，由于商品经济的迅猛发展，刺激了官僚地主阶级的追求货币狂热，以达“倚银而富”之目的，万历皇帝虽然不是这种狂热分子，但或多或少的，他的神经线上会跳动几下对金钱的热爱。

从各种史料来看，万历皇帝对太监们在当地的为非作歹并非不知道，但他实在没有想到后果会如此的严重。所以，对大臣们的屡屡上疏弹劾太监们的话，万历皇帝总觉得这是在小题大做。

这或多或少地跟他不理朝政有一点关系，打个不恰当的比喻，你派出了一条狗，天天有人告诉你那只狗天天在咬恐龙。从你个人角度来讲，这根本是不可能的。由于他认为对太监很了解，所以他不信大臣们的建议，到最后，万历皇帝就不理了。况且，万历皇帝之所以派出太监们是去赚钱的，至于“咬恐龙”的细枝末节并不是他要考虑的问题。

历史记载，不到五年时间，万历皇帝派出的矿监税使向内库供奉银两就达三百万之巨。这样一个数目，完全可以再镇压一个杨应龙。万历皇帝有了钱，还怕什么呢？

另外，万历皇帝与这些人在政治上也是相互依靠的。朱元璋废黜丞相集大权于一身后就预示了这样一件事：做明朝的皇帝一定要比狗睡得晚，比鸡起得早。一些大大小小的纷繁杂务，往往压得任何一个皇帝都喘不过气来。因为无论这个皇帝是怎样的敏捷果断，精力过人，要想任何事都完全照顾到，那是绝不可能的。于是作为皇帝，就不得不找一些心腹来帮忙，可朝廷大臣早已不被信任，他要找的亲信心腹自然只有自己的宫奴——宦官了。

特别是万历皇帝，以不理朝政著称天下，自然，他和朝臣的关系一定好不到哪去。所以，他自然就偏向于宦官，他借用这些宦官的力量来打击或压制阁臣和朝廷其他官员。另外，万历皇帝还有一层意思，就是，派出这些矿监税使去侦察天下臣民。

特务是明朝的一道风景，只不过这道风景是用天下好人的血染红的。这些人最主要的任务就是监视大臣和劳动人民的活动。虽然，这些人往往监视的都是好人，造反的坏人他们一律监视不到。但这似乎就是遗传又似乎是惯性，明朝从第一个皇帝开始到最后一个皇帝结束，每个皇帝对特务都情有独钟。

所以，万历皇帝的断头政治只在该断的时候断，不该断的时候比如有关战争和矿监税使的事情，他立即就像被蝎子蜇了似的跳起来。大臣们的奏折哪怕是放一万年，他都不想看上一眼，甚至是想上一想，但对矿监税使的奏折却是立即行动，从不拖延。

万历皇帝派出满天晃荡的太监之本意，似乎就是如上所言。他躺在深宫里，看着各地太监们送来的奏折，或是有地方官养了几只鸡，或是又收取了多少税，或是又开了多少矿。他肯定是一边看一边笑着的。

他的本意并没有错，因为他不想从老百姓身上收钱，那么只好从大自然和商人身上拿钱。况且在当时的情况下，由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发展矿业，征收矿税及其他行业税是适应资本主义经济发展要求。这样看来，万历皇帝还是一个有远见的英明君主。

万历皇帝讨厌那些天天反对他这样反对他那样的朝臣，于是，他就派出太监，远在千里之外执行自己的命令。这样，大臣们就拿他没有办法了。他想监视天下人，不让他们再搞出什么把戏来。于是，这些太监在成为“银行”的同时又有了“公安机关”的职能。这实在是两全其美的事情。

但让万历皇帝似乎永远也想不到的是，太监们在当地太狠，激起了莫大的公愤；而他又太急，在白银上，总抱着“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的念头。

他之所以这样着急，是因为他弄不明白为什么政府的财政收入永远也维持不了整个官僚集团的开支，所以，他只能另谋出路，只能希望尽快地把钱搞到手，越多越好。

而在他放手不理朝政的明帝国的矛盾也在这种情况下越来越尖锐了。

>>>两个混蛋：陈奉与高淮御马监太监陈奉是万历二十七年（1599年）二月被皇上派到湖广（今湖南湖北）去征收店铺税的，他仅用了五个月时间，就让湖广一带的老百姓对其恨之入骨。从陈奉身上，我们可以看出，做坏人不难，难的是只用了五个月时间就把坏人做到老百姓骂他八辈祖宗的程度。

陈奉在作恶上简直就是一个天才，本来，万历皇帝派他到湖广只是征收店铺税，但他对采矿也有了十分的兴趣，几个月后，对挖别人家祖坟也表现出了极大的热情。据说，此人能把光明正大的征税活动征到了与拦路抢劫无几的程度。他派出手下四处打探富户人家的祖坟位置，探听到结果后，就跑去跟人家说，你们祖坟的下面有矿，我们按照皇上旨意，是要挖的。虽然富人都不怎么仁，但孝还是有的。只好给陈奉献上金银，来赔偿不能挖出来的矿的经济损失。陈奉在自己作恶的同时还鼓动手下人作恶，其党羽们敢在光天化日之下闯入民宅，**妇女，大胆一点的干脆将妇女掠入税监办公的官署。当地的官员虽然也不是什么好东西，但一见陈奉的所作所为，早就把自己划到与老百姓一样的好人行列去了。

五个月后，也就是该年七月，陈奉从武昌到荆州征收店税。消息被当地官员传到商人和老百姓耳朵以后，数千人聚集在他必经路上鼓噪起哄，即使有官兵的大力维持，陈奉的脑袋上还是挨了不少石头。陈奉只好逃跑，逃跑之后，他向万历皇帝告状，说当地官员不配合自己为皇上效劳，万历皇帝大怒，飞速地对陈奉报上来不配合工作的五个当地官员作了惩处。

陈奉脑袋上虽然挨了几块石头，但好了伤疤就忘了痛。他不敢亲自去荆州，就派了自己的爪牙去，因为没有了当地官员的暗中阻挠，税收很顺利。四个月后，陈奉查抄了武昌当地两位很有影响力的乡绅家，但这并没有引起老百姓最大的怨恨，几天后，陈奉做了件傻事，命手下将一位生员的女儿和另一位生员的妻子**了。确切地说，他的手下**的是整个武昌的所有生员。这些人于该年十二月初二排着浩荡的长队来到抚按衙门，他们的击鼓喊冤使得深受其害的百姓们情愿以自己的命换陈奉的命。一时间，百姓们掉转头去冲击陈奉的办公室，不但扔砖头，还放火，陈奉的脑袋上自然免不了又中了几块砖头。

幸好，抚按司府各级地方官马上带兵赶到，陈奉才保住了一条命。可这种人似乎注定到世间就是来做混蛋的，一个月后，他过生日，大摆宴席。吃得正得意之时，他忽然让人放火箭助兴。火箭自然没长眼睛，把附近老百姓的房子烧着了。第二天，老百姓拥到陈奉的门口讨说法。谁知陈奉派兵镇压，百姓死伤无数。也不知他抽什么风，居然将死者的尸体切碎扔在路上。用他的说法是：以此来震慑那些老百姓。

他不知道，老百姓可不是被吓大的。但这位混蛋似乎明白一件事：老百姓不到逼得求死不能时绝不会造反。他从自己作恶的履历中洞若观火，百姓之怒，不过是扔几块砖头。他上有皇上支持，下有一群走狗维持，中有地方官的庇护。他要害怕老百姓，他就不是陈奉。

湖广巡抚支可大——当地的最高监察官员——对其碎尸举动不作任何表态，陈奉觉得他都不敢表态，其他官员也就微不足道了。

但其他官员却有绝对可称道的，万历二十八年（1600年）七月，一位叫郑梦祯的当地官员跟老百姓“同流合污”，反对开矿，陈奉大怒，向皇帝告状，万历积极响应，将此人降三级。五个月后，陈奉又遭到了一记闷棍——他派到荆州去开矿的头目被当地百姓像赶苍蝇一样赶回了武昌，而小爪牙们大多都掉进江里淹死了。

陈奉有些慌了，让他更慌的事接踵而来。六个月后，一个一向反对矿税的当地官员冯应京上疏向皇上告陈奉的状，说陈奉把湖广变成了地狱。陈奉立即反过来咬冯应京，说他阻挠皇命，欺凌皇上派来的特使。

万历皇帝错误地认为，冯应京在诬陷陈奉，下令逮捕并押送冯应京到京城。陈奉听到这个消息后高兴地跳起来，因为冯应京本是个清官，在当地收拾奸豪，制裁贪官污吏，声望颇高。特别是他反对矿税，也就是直接反对他陈奉，这样的一个人如果能被惩治，对老百姓无疑是一个震慑。

万历二十九年（1601年）三月，锦衣卫到武昌捉冯应京，老百姓听说了要抓冯应京，竟痛哭流涕。陈奉在明知冯应京没有任何罪状的情况下，还是将冯应京的名字和自己认为的罪状书写出来，张贴在大街闹市。

本来，老百姓对冯应京十分有好感，对陈奉十分反感。陈奉这一举动，立即把老百姓惹火了。他们可以不为自己的房子发怒，但可以为一个他们认为的好官冲天一怒。没有领导者，也没有鼓动者，数万人不约而同地包围了陈奉的住所，这次百姓们不但拿了板砖还拿了铁具。陈奉慌张地从后门逃到了楚王的王府里，他来不及逃走的六个爪牙被活捉，百姓们并没有杀掉他们，而是把他们扔到了江里。负责来捉拿冯应京的锦衣卫也跟着陈奉遭了殃，诸多被老百姓打伤。外面反陈声浪太大，陈奉在楚王府待了一个多月不敢露面，他给万历皇帝写信，说，您看，您要抓冯应京，刁民们把火都撒在我身上了。您得让我马上回去啊！

朝中大臣也主张撤陈奉回京，因为当时湖广民变已经一发不可收拾了。万历皇帝却没有允许，他想，陈奉一离开湖广，还有谁可以收钱？

况且，湖广地方官员的奏疏多有夸大之处，他只不过是个太监，我又没有给他兵权，他如何能闹大？

但没过多久，万历皇帝允许了陈奉的回京。原因只有一个：陈奉总躲在楚王府里，一分钱也收不到，在与不在都一样。

陈奉回到京城后，居然没有受到任何惩罚。据说，此人回京时，其搜刮的金银财宝，在重兵的护送下绵延数里。而冯应京被押解京城时，只有一身囚衣，他被押到北京后，拷讯关押，三年后才得以释放。

有人说，世界上没有绝对的圣人，即使如孔子也不过是拿出三分的公心而已；但世界上绝对有百分之百的混蛋，比如陈奉，此人似乎没有一点可以拿出来称道的地方，而高淮也是一个可与陈奉相媲美的混蛋。

陈奉再混蛋，只不过引导了一些民变；而高淮却在引导民变的同时还引起了兵变。

实事求是一点讲，高淮算是个有才华的太监。未进宫前，曾在京城崇文门一带负责征税，对本职工作很是尽心，但上级不赏识，所以他郁郁不得志。狠心之下，走了捷径，自阉入宫。后得任尚膳监监丞，负责管理御膳及宫内食用。得到万历皇帝的赏识，被派往辽东征矿税、商税。

也不知道是东北人脾气不好，还是高淮此人太过于混蛋，他到辽东的当年——万历二十七年（1599年）——就发生了民变。和陈奉所遇到的民变不一样的是，百姓的武器由板砖换成了铁锹。第二年，高淮逮捕了不肯缴税的秀才数十人，打死指挥，诬陷总兵官犯法。百姓们对其所为恨得直骂苍天，但因为高淮手下有一股军队，所以，铁锹并不能派上任何用场。九年后，也就是万历三十六年（1608年），高淮终于把辽东士兵也激怒起来了。九年时间里，高淮经常扣除边兵月粮，还经常以钦差身份鞭打士兵。他自己开马市，按道理说，士兵因为有抵抗外族的责任，所以肯定是要好马的。他不但不卖给士兵们好马，还要逼令驻军以高价购买次马，吏民稍不合他意，全家就倒霉。这样的情况下，士兵们不得不反，不能不反。该年四月，集合数千人，放炮起事，准备杀死高淮。对于自己的未来，这些士兵早就想好了——投少数民族去。

这次兵变并没有成功，倒不是因为被高淮镇压了，而是顾全大局的一位将领跟这些早就被欺压得冒出火来的士兵哭着讲道理，士兵们见不得将领流泪，只好罢手。高淮当时吓得尿了裤子。但他依旧不悔改，仍旧对士兵们敲诈勒索，两个月后，高淮派人去锦州等地向军户索贿，军户早就对这些阉人愤愤不平了，挥刀砍了来勒索的人，聚起千余士兵围攻高淮住所。高淮又吓得尿了裤子，跑进关内，向皇帝告状，说锦州同知、参将逐杀钦使、劫夺御用钱粮。边境顿时大乱。因局面完全无法收拾，万历皇帝才把高淮召回。

和陈奉一样，万历皇帝对这些在外地混不下去的太监是出奇的好。高淮并没有受到任何惩罚，依旧主持御膳房。其实在万历皇帝心中，高淮引起的这兵变根本就不算什么罪。对这群东西，他似乎有特殊的好感。早在万历三十一年（1603年）夏天，高淮就有过一次过激行为，他率家丁三百人，打出将军旗号，击鼓鸣金，扬言要入京谒见皇帝。并且把这支军队驻扎在广渠门外，京师震惊。

有大臣说，高淮擅离职守，挟兵潜往京师，是数百年来未有之事。换成任何一个皇帝，这种大逆不道之行为会被凌迟，但万历皇帝却笑着对别人解释，说高淮是奉他的命令行事。他似乎又怕别人不信，就又解释，高淮这是在边境压力太大了。

陈奉、高淮——这两个该杀一万次的混蛋——只是万历年间诸多的矿监税使之一。可以这样讲，在矿监税使横行明朝天下的时候，这两人不过是两个写照而已。

万历皇帝为什么要对这些混蛋这样偏袒，有一个事实是，他不出宫，根本就不知道这些人到底作恶到什么程度，另外，有一件事是这些混蛋被偏袒的直接原因。在张居正当国之时，明朝全年岁入是四百万两左右，皇宫的费用每年有定额一百二十万两，已几占岁入的三分之一。但在万历二十七年的五天之内，就有矿税商税二百万两进账。万历皇帝如何不偏袒这些人？这些人简直就是理财专家啊！

>>>李三才的上疏从万历二十四年（1596年）矿监税使横行天下后，有识之大臣就没有歇息过。他们一而再再而三地上疏万历皇帝，希望皇上积点德，给老百姓一条活路。但万历不给，并不是他固执，而是他觉得现实情况并不是大臣们所说的那样。这些大臣，特别是言官们喜欢把芝麻说成是西瓜，他早有领教。在矿税问题上，他也作如是想。

那么事实是什么样的呢？除了我们上面所提到的陈奉和高淮外，还有更多的混蛋在为祸人间。比如陈增在山东，严厉主张手下人要作恶。他曾称奉密旨搜金宝，诬陷大商巨室藏违禁物，山东所有商人都倒霉，命好一点的倾家荡产，命不好的就被杀掉了。

税使马堂一到天津就招集当地流氓数百人，大白天就敢在街上夺人钱财，若有人反抗，就抓起来投进监狱。他大肆鼓励富户人家的仆人告主人，并且答应，如果抄家成功，告状仆人可得到被抄家产的百分之三。试想，哪一个富人没有一点事情？

随着大户人家的连连被抄，小户人家也纳入了他的视线。整个天津破产者达到了一半，引起了民变。百姓们将马堂的办公室焚烧，并打死了他手下的流氓三十七人。他因为有后来官兵的保护得以幸免。去陕西征税的梁永对历史大概有所了解，认为陕西之地多是历朝皇帝坟墓之所，所以就挖地百尺，得数万家资。他吩咐手下人，见到比较富裕的人，就给我抢。陕西人大怒，想要活埋他。他这才请求万历皇帝将其召回。

云南税使杨荣更是混账得天下无二，惹得百姓们在倾家荡产之后只想把他捉住活剥了。杨荣的命似乎没有那几个混蛋好，百姓们焚烧了税厂，杀了他的手下后，他不但不慌，反而捉了数千人，活活给打死了。当地官员第一次和百姓站到了一条战线上，指挥使贺世勋率冤民万人烧了他的房子，捉住他，捅了他几刀，也不知道是生是死，就投进火里。万历皇帝知道后，忧郁万分，几天不思茶饭。

福建税使高寀在福建肆毒十余年，百姓们几乎想死都不能，就在准备要杀他的时候，他却逃回了京城。苏杭税使孙隆也很聪明，在激起民变后，急忙逃出了杭州。

让人奇怪的是，这些人本来是去各地当税使的，但他们却另外开拓了各种来钱的行当，比如光明正大的抢劫、敲诈勒索，挖别人的祖坟。他们这样一做，和强盗就没有什么分别了。整个社会一片混乱，人心惶惶。确切地说，由于万历皇帝的断头政治和对矿税的不断头使得整个大明局势已无法控制，也很少有人再来控制了。后来修明史的人说明之亡实亡于神宗就在此。

这大概就是许多大臣痛心疾首的缘故，所以，请求把这群百姓的祸害罢黜就成了诸多大臣在那些年坚持不懈的一件重大事情。

他们就像是一群蝗虫，所在之地、所过之处一片荒芜。整个大明江山的凋敝使得不是瞎子的大臣们开始连连上疏请求皇帝废除矿监税使。

在大臣们请求废止矿税的上疏中，凤阳巡抚李三才的上疏颇有代表性。万历二十八年，他两次上疏万历皇帝，请求废除矿监税使。

李三才说，自从各种矿税越来越多，越来越繁杂后，百姓们便开始失去赖以生存的家业了。皇上您身为万民之主，不但不给予他们衣服穿，反而连他们的衣服一并夺走；不但不给他们食物，反而一并夺走他们的食物。官府征税之人急如星火，搜刮百姓的命令多如牛毛。今天某个官员因为阻挠矿务被官府拿去问罪，明天又有某处官员因为怠慢了税课被罢免了职务。上上下下，竞相争夺，唯一感兴趣的就是利。加上地痞无赖，亡命之徒，打着官家的旗号掠取财物。沿途盗掘坟墓，见到金银珠玉才罢休。如此下去，您的心能安还是不能安？且一人之心触犯了万人之心。您爱金银珠玉，百姓也爱温饱；您爱子孙后代，百姓也爱妻儿老小；您希望黄金多得高过北斗，却不让百姓有树皮吃；您想子孙万代千万年，却不让百姓有一朝一夕的时间能活。我从以前的历史中看到，没有一个朝廷如此施政行令，天下如此景象，要想不发生战乱，简直不可能。皇上您知道吗，在穷乡僻壤之地有想当强盗的人正排着队等呢。而今朝廷的所作所为，实际上是在强迫他们作乱。我担心，天下百姓不愿意再被这样的朝廷统治了。

李三才的这份上疏并没有让万历皇帝改变主意，已经进行了六年的金银天下大搜索在这个时候正是如火如荼，万历皇帝实在找不到任何理由允许一个巡抚的请求。况且，在这位皇帝看来，百姓还没有造反，等到造反镇压就是了。他不明白天下本来就是自己，自己现在拿自己的东西关别人什么事。

到了这个时候，如果还想为万历皇帝辩护，那真是人神共愤。因为太多的大臣上疏中都明确无误地指出了这样一个问题：皇上派出那些太监在当地可谓是无恶不作，他们征收的税款千奇百怪，五花八门。

如果说，万历皇帝信了，那么也是有事实可以证明的。李三才上疏的二十年后，也就是万历四十八年（1620年），万历皇帝忽然病重，就要死了。

在漆黑的夜晚，他把当时的内阁大学士沉一贯召进深宫，对这位已经很多年未谋面的大学士说，矿监税使撤销吧。并亲笔写了一张谕旨交给沉一贯。沉一贯那天晚上高兴得跳起来，但他第二天早上又跳了起来，这一次是愤怒。

万历皇帝忽然又生龙活虎了，不但生龙活虎，他还对昨天晚上自己的行为表示出了深深的懊悔，他连续派出二十多人去找沉大学士，索要谕旨。

沉大学士开始还很坚持，但后来，发现皇帝的这份殷勤之举有些反常，就只好屈服，将废止矿税的谕旨交了出来。沉一贯并没有受到什么惩罚，而朝廷的其他官员的结局就不如这位大学士了。

左都御史温纯先是请求停止征开矿税，万历皇帝不理。这位聪明的御史就发动朝廷官员们拜伏在宫门下哭着请求。万历皇帝见不得这么多大老爷们哭泣，大怒，问谁是带头人。温纯立即回答，是我。万历皇帝就派人抚慰他说，还是不要集体哭了。你们所上的奏章批示马上就要下来了。

温纯在这个时候却愚蠢起来，他难道不知道万历皇帝说话从来都是不算数的吗？他一宣布撤退，万历皇帝立即下令免其职务，所说的批示也根本就没有下来。

矿税之所以被后人称为祸，大概有如下几点。

第一，各地官吏的被残害和朝中官员的被免职，有的官员因为自己的上疏得不到万历皇帝的回复，只好不辞而去，使得朝廷官员一片荒凉。

第二，辽东局势因为矿监税使的野蛮横行而大坏。

第三，激起党争。就在这个时期，东林党开创人顾宪成开始讲学，大概他的本意是好的，但他一讲学，就有人认为他是在胡说，所以，自然就有反对的声音。

而在矿税还没有完全停止的时候，顾宪成已经登上了东林的舞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