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竟是书生崇祯元年（1628年）七月十四日，已担任兵部尚书兼右副都御史三个月的袁崇焕被崇祯皇帝召见。地点就在紫禁城内建极殿的右后门，此地又称为平台，两个人进行了一番对话。后人称这次谈话为“平台召对”。
崇祯皇帝满脸焦急地问道：“爱卿对辽东局势有何看法？”
袁崇焕立即回道：“如果您把辽东交给我打理，不出五年，辽东可回我大明。”
崇祯大喜，“若爱卿真能在五年内做到，你要什么朕就给你什么。”
如果我们知道当时的情况，就会明白，这两个人都在吹牛。崇祯给不了袁崇焕什么，因为大明天下已经快要完蛋了。袁崇焕更不可能收复辽东，别人不清楚辽东局势，难道与满族人对峙了数年的他还不知道？
天启六年（1626年）的宁锦大捷不过是暂时稳住了山海关外明朝的军事据点，努尔哈赤虽然死了，但他的军队还在，满洲人的军事压力依然存在，并随时都有再次进犯的可能。在这样的情况下，明军只有守，根本就没有进攻的可能性。
袁崇焕跟崇祯说五年之内收复辽东，简直就像个疯子。崇祯也疯，他真就相信了。带着这种喜悦，他出去了一会儿。在平台的许多大臣都面露喜色地看着袁崇焕，在这个时候，他俨然就是一位大明的救世主，不为别的，只为他那句“五年复辽”的豪言壮语。当在一旁的给事中许誉卿以一种崇敬无比的心情向袁崇焕请教收复辽东的具体措施时，袁崇焕刚刚受到崇祯礼遇的心情还没有平复，就回道：“皇帝太着急了，我只不过安慰他一下而已。”
许誉卿脸色大变，几乎失声道：“皇上不傻，到了时日，你如何交代？”
袁崇焕突然哆嗦了一下，等崇祯皇帝再回到平台，以一种崇拜无比的眼神看着他时，他很想说刚才的话是自己吹牛的，但一看到年轻皇帝望着自己的眼神，他把这种想法压下了。
大概是因为在场大臣们的喜悦和他自己的自尊，袁崇焕选择了另一种方式让崇祯明白他是在吹牛。他说，辽东边事已经四十多年，原本不容易了结。但皇上励精图治，做臣子的怎能不尽力为之，所以，臣尽心竭力五年复辽。
崇祯依旧是崇拜地看着他。
他觉得崇祯似乎还没有明白自己的话，就又说道：“这五年之中须事事落实才行，第一是钱粮，第二是武器，户部工部一定要悉心措置，以应臣手。”
崇祯立即命令在场的户部侍郎王家祯：“使出你们户部吃奶的力气来，把钱和粮食给我准备充分。”然后又转向兵部侍郎张维枢：“把你们吃奶的力气都使出来，各种兵器定要精良。”
交代完这些，崇祯又崇拜地看着袁崇焕。袁崇焕思考了一会儿，又说道：“在五年之内，我不希望兵部和吏部给我的人是饭桶。”
崇祯皇帝马上让在场的吏部尚书王永光和兵部尚书王在晋使出吃奶的力气来，照办。
袁崇焕又思考了一会儿，说道：“以臣之力制服辽东而有余，但调和朝廷众口则不足，嫉妒臣的人虽然不能把我人怎么样，但能乱我心。我心一乱，如何作战？”
崇祯皇帝听到这里，站了起来，坚定地望着面前这位“五年复辽”的英雄，说道：“朕自有主持，五年之内，卿尽管放心大胆地干！”
这个时候，袁崇焕对“五年”这两个字简直是讨厌极了，他顺口说道：“臣的能力有限，还希望皇上能指示教训。”
崇祯皇帝也不比袁崇焕有能力，况且，“五年复辽”这四个字早就在他心里扎根了，他觉得很好，太好了，自己再指示这样一个英雄，简直是天理不容。他说：“不用了，你的奏折我已看过，五年复辽，很好。”
是很好！但袁崇焕当时的感觉肯定很不好。他还要思考点什么要求出来，崇祯皇帝已经走近他，就像是把自己的脑袋交给他一样，郑重地说道：“早平外寇，百姓有福，朕的后代也有福。”
袁崇焕真想哭，他可能就是哽咽着对崇祯说：“皇上对百姓太好了，我若不尽力，我还是臣吗？”
他可能不知道，这个时候的崇祯不但把他当成了大明的忠臣，还把他当成了主宰崇祯命运的神仙。他可能知道崇祯心急如焚，但他永远也不会知道这种如焚的程度有多高，它完全可以把整个大明帝国烧成灰烬，一个书生——他袁崇焕自然不在话下。
三年后，袁崇焕为自己的大话付出了沉重的代价。这种代价在今天看来，完全是由崇祯皇帝造成的。就像是一个人把脑袋交给了别人，别人却把你的脑袋当球踢，并且踢丢了。
我们现在永远都不会知道袁崇焕为什么会说出“五年复辽”的大话来，他当时在别人的提醒后就应该知道了这是大话，但为什么不在崇祯第二次出来时改口？这是一个很值得研究的问题。
袁崇焕是万历四十七年（1619年）的进士，确切地说，他是一个书生。再往深里讲，他是明末言官繁荣时代的一个书生。虽然，他不对任何事情发表与别人对着干的见解，但他喜欢谈论。中国的书生都喜欢谈论，值得一说的是，袁崇焕把这种谈论变成了现实。早在天启初年，他就开始对辽东局势十分关心，每当残兵败将从战场上归来时，他都会跑到人面前去问。人家就用自己的方式——展示身体各种各样的伤口告诉他，辽东局势正在一步一步地走向完蛋。天启二年（1622年），广宁之战结束，明朝依然败北。
明廷大为震惊，上下一片慌乱。时任兵部主事的袁崇焕跑到辽东，出山海关巡阅形势。他的这一行为被后来的朝臣们认为是惊天动地的举动。也正是因为这样一件事，让我们认识到了袁崇焕的性格：胆子大。这种胆子大不但表现在行为上，还表现在言谈上。
他一回到京城，就对别人大声喊道：“给我足够的钱粮，我一个人都能守得住。”
这话后来被证明是吹牛，但当时被吓破了胆子的明廷上下听到了已经多年未听到的话，几乎是欣喜若狂。名将孙承宗也认为，袁崇焕此言虽然有吹牛的嫌疑，但据他对此人的了解和对明朝火器的认知，袁崇焕说得还是有一点点道理的。朝廷正在用人之际，有些人巴不得塞着耳朵不愿意听到关外的消息，而袁崇焕却敢去关外，无论如何，这个人都是这个时期的一个人才。孙承宗立即向天启皇帝议升此人。天启帝答应了，袁崇焕便以监军的身份来到了宁远。
该年六月，孙承宗到山海关外视察，袁崇焕跟这位兵部尚书说道：“有些人想要退进关内，把关外放弃。如果这样，我们就要修山海关，得不偿失。如果我们连关外这几个军事据点都守不住，还守什么山海关？”
三个月后，孙承宗出任辽东经略，重用了他。两人通力合作，积极整治宁锦防务。袁崇焕被派到宁远修建宁远城，驻守宁远。
经过他的不懈努力，四年后，宁远城已经成为防守最坚固的城池。倘若防守者略正常一点，宁远城根本就不可能被攻破。这除了它上面有十一门红夷大炮外，还有易于防守的城墙结构。
就在这样的城里，天启六年（1626年），袁崇焕打赢了努尔哈赤的六万攻城兵马。代替孙承宗的辽东经略高第退到了山海关，这个辽东最高统帅简直不相信，一个小小的宁远城居然打退了六万八旗兵。
消息传到京城后，整个朝廷疯了。这是他们已经八年不曾听到过的最振奋人心的消息了，袁崇焕一举成名。他被任命为辽东巡抚，长驻宁远。在这个时候，他说了一句很正确的话：“我军不善与满洲人正面交锋，只有凭坚城，用大炮轰他。”
一年后，在与皇太极和谈破裂的情况下，皇太极再攻宁远，依旧失败。我们疑心，满洲军队的两个统帅努尔哈赤和皇太极是不是脑袋有问题。他们是不是不认识大炮，还是认为那种东西根本就不重要，让自己的军队迎着炮弹冲到宁远城下送死，自己还气急败坏地大骂袁崇焕。
他们的弓箭大刀在这两场战役中根本就是炮灰，而他们依旧不明白自己失败的根本原因不在于袁崇焕的能力，而是大炮的威力。
皇太极在宁远受挫后，立即去攻打锦州。又被火器打败，他有点胆怯了，退回了沉阳。而这个时候，袁崇焕也被魏忠贤陷害，辞官而去。
崇祯上台后，袁崇焕走了还不到两年。朝廷上下对这位大英雄依旧怀着“嗷嗷待哺”之心。当崇祯杀掉了魏忠贤，并把目光望向山海关外的时候，无数大臣立即想到了袁崇焕。
在这些人眼中，袁崇焕说的每一句话在后来都变成了现实，他是天下无敌的。特别是当崇祯得知了袁崇焕的言行后，说了一句“复辽东还要南蛮子”的时候，大臣们就更认为救大明非袁崇焕莫属了。
事实上，袁崇焕说的豪言壮语不仅仅是上面那些，他对自己的评价之语多如牛毛，比如：不怕死，不爱钱；有勇有谋；老子打过宁远保卫战之类的话。这些话在崇祯耳朵里几乎就是天籁之音，好听，也希望听到。
特别是宁远大捷，在辽东战事屡屡受挫的情况下，这简直就是一个奇迹。崇祯刚上台，在这个并没有受到过一天太子教育的人看来，一个人只要打一场胜仗，就代表他将来打的每一场都是胜仗。
在众大臣的吹捧下，崇祯高估了袁崇焕，但这并不可怕，可怕的是，袁崇焕自己也高估了自己。他在崇祯元年（1628年）七月份说的那句“五年复辽”的话并不可能全是他所谓的安慰皇上，也许，宁远大捷真的让他脑袋有些发热。
也许，正是因为这种发热，正是因为他只不过是一个骨子里有了得意便忘形的书生，他做出了一个几乎是愚蠢的举动——杀了毛文龙。
>>>擅杀毛文龙平台召对后，袁崇焕以兵部尚书兼右副都御史的身份督师、蓟、辽、登、莱、天津，移驻关门，崇祯皇帝又赐他尚方宝剑，这把剑从质量上来讲并没有什么特别之处，但可以先杀人后报告。在离开京城前，当时的内阁首辅东林党人钱龙锡和袁崇焕长谈一夜。在那个黑漆漆的夜里，一个密谋诞生了。
该密谋指向的就是名震朝野、也有一把尚方宝剑的平辽将军、左都督毛文龙。此人曾在辽东巡抚王化贞手下担任过都司。天启元年（1621年）五月，他率领二百名士兵，涉海三千里，直入虎穴，于镇江活捉了叛将佟养真，一举收复了辽东半岛数百里。
这件事在明帝国的影响力并不次于袁崇焕后来的宁远大捷，因为在毛文龙收复辽东半岛之前，明军无一胜，后金无一负，而毛文龙却只用了二百人就改变了这种局面。自此，毛文龙开始了他的皮岛复兴事业。从万历四十八年（1620年）十月到崇祯元年（1628年）十月，毛文龙用了八年时间与满洲人进行了无数次不同程度的交锋，并胜多败少。明帝国大喜，令其驻镇皮岛，任务很简单，牵制满洲。
袁崇焕出关后，宁远、锦州立刻发生兵变。他赶紧抽出两个月时间来，才把兵变平息，收拾停当完关宁兵马后，满洲人又没有来进攻，他开始实施他的阴谋。
他当时大概并没有想杀毛文龙，因为当初，他和朝中大臣讲过，他会慢慢收拾毛文龙的。朝中大臣们很高兴。从这件事上就可以看出，毛文龙这个家伙很不会为人处世，有关他的记述中，也的确能证明这一点，此人是个很可爱的武夫，让他杀人放火可以，但让他对朝中那些只凭嘴巴工作的人礼貌有加，他绝对办不到。而且，让朝臣们最不能容忍的是，毛文龙总刻意地给他们一种感觉：我独霸一方，我只听皇上的。
这种感觉当然是毛文龙刻意做出来的，这就让许多大臣，尤其是在辽东的大将们很不舒服。钱龙锡后来问袁崇焕：“一旦这个家伙不听你的，你该怎么办。”袁崇焕说：“他的地盘在我管辖之内，如果他不老实，就干了他。”
这话出自一个书生之口，很让人惊讶。但一想想袁崇焕正以书生的身份在跟满洲人拼命，我们暂且原谅他。袁崇焕之所以想要干掉毛文龙，主要还有新官上任三把火的因素在里面。袁崇焕督师五镇，每一镇的总指挥虽然打仗不怎么样，但不受同僚管束的本事可不小，毛文龙正是这几个人中最棘手的一个，袁崇焕肯定要先对他下手。
另外，毛文龙抢了他一个风头，此恨在任何人看来，都是不可消除的。当初，说努尔哈赤在宁远城下狼狈逃走，并没有死。过不久，一条消息传进北京城，说努尔哈赤死了。京城一片叫好声，他们把这个满洲人的死归功于袁崇焕，即使不是大炮震死的，也是被大炮吓死的。可又过了不久，毛文龙上报朝廷，说努尔哈赤在宁远大败后就跑到了威宁堡狗儿岭泡汤泉了。在这个时候，他之所以有此闲情，是因为背后恶疮发作。毛文龙说，是自己派了一些士兵拿着火枪在山顶上放枪，努尔哈赤本来打了败仗就生气，又加上他们骚扰，以为明军大部队来了，心慌意乱，就在回沉阳的路上归西了。
毛文龙的意思是说，是我把他吓死的。这种意思谁都能明白，袁崇焕自然也明白。那么，在这之前传言的努尔哈赤被袁崇焕用大炮轰死或吓死的话也就不攻自破了。
其实，功劳并不分大小，要看在什么时候建的功劳。如果大家都在建功，你建的功劳再大，自然也不能脱颖而出。但是，如果只有你一个人建功的时候，此功劳无论大小，都是大功一件。
袁崇焕所面对的情况大概就是这样，所以，他很恨毛文龙。这种恨又加上毛文龙不给他面子，就造成了他把“慢慢收拾”变成了“杀之”了。
毛文龙不给他面子的事发生在天启年间。当时，袁崇焕镇守宁远。毛文龙手下一员将领，因过不惯岛上的日子，就领着一群同样过不惯的士兵跑去宁远。毛文龙知道后大怒，频频上疏请求皇上严处叛将。
当时，这些人正在宁远城下，朝廷让袁崇焕把这些人收押起来的圣旨也到了宁远城。袁崇焕却做了个决定，以守城之名收下了这些人。
毛文龙更是大怒，袁崇焕却认为这是小事，大家都在为明朝皇帝打工，你的人自然就是我的人。便写信跟他解释，可毛文龙却把信撕了。袁崇焕知道后，恨得咬牙切齿。
当袁崇焕平息了宁远、锦州的兵变后，准备对毛文龙下手前，派了一名使者去皮岛视察工作，实际上是探一下虚实。
此使者大概是个对饮食很讲究的人，到了毛文龙部后，发现毛文龙请他吃的不是咸菜就是土豆。事实上，在宁远城，他也吃不到什么好东西，但总归是有点肉丝的。况且，来者是客，你毛文龙就是在屁股上割下一块肉来，也是回事啊。吃了几天后，他觉得毛文龙是故意的。当然，毛文龙的脾气他早有耳闻，对任何人都不放在心上，用他的话来讲就是傲慢无礼。
当他一确定这种傲慢无礼真的就是指向他的时候，他大怒。我们说，小人的怒气是很凶，但他自己永远也不能为自己出气。于是，他就把袁崇焕搬了出来。毛文龙自然不理会这套，在毛大帅看来，皇帝老儿来了也是这个，皮岛就是这么穷。这个使者跑回了宁远，把自己所受到的羞辱嫁接给了袁崇焕，说毛文龙无礼藐视督师。
袁崇焕几乎气疯，换作任何人，自己的狗被人欺负了，自己如果不做点什么，还叫人吗？袁崇焕自然也不例外。毛文龙的厄运就在这个时候开始了。
我们说，私人的成见和狭隘的报复心态使得袁崇焕做出了一件对他对大明极为不利的事情，从中可以看出，个人的力量往往影响甚至偶尔可能决定着历史的进程。
袁崇焕，曾经被英雄的光环笼罩了几百年。这种光环太耀眼了，把他后来做的一件事几乎遮盖得一丝光亮都没有透出来。
袁崇焕毕竟是一书生，但也正因为读过数年书，所以对阴谋之研究有很深的造诣。他觉得如果把毛文龙招来宁远杀掉，皮岛的那群士兵很可能会造反。所以，他决定亲自到毛文龙家门口把他干掉。他并非是想证明自己勇敢，而是想让毛文龙的士兵知道，他们的主帅该杀。
袁崇焕在崇祯二年（1629年）五月二十九日抵达毛文龙的管辖区之双岛，但他并没有上岸，而是在舟中住了下来。离此岛只有半天路程的毛文龙第二天赶到迎接袁崇焕，并呈上一些好吃的，以表欢迎之意。两人像多年未见的好朋友，来到陆地毛文龙的军帐中开始讲话。
袁崇焕吹牛的本性在第一句话就暴露出来，他说，当今天下，辽东一地，陆路在我，水路有你，可谓珠联璧合。
毛文龙惶恐得直哆嗦，他虽然平时骄横跋扈，但绝对不妄自尊大。他立即回道：“我在海外已经八年，以海水为牛奶乃家常便饭。虽然也想为朝廷出力，无奈粮草兵器难以供应，所以，很是惭愧。”
袁崇焕见毛文龙的话语倒是很恭敬，就站了起来，说：“明天我准备请你吃饭，但我在船上吃饭就晕，希望能借你帐房一用。”
毛文龙回答：“没有问题。”
六月三日，袁崇焕在毛文龙率领的皮岛官兵列队欢迎中走上岸来，进了毛文龙的帐房。两个人开始一面吃，一面谈心，谈着谈着，袁崇焕就把目的说出来了：“杭州那个地方很不错，适合养老。不知你有兴趣否？”
毛文龙真想跳起来给袁崇焕一刀，你他妈的这是想让我滚蛋啊，这不可能啊，“杭州地方是不错，可在这个地方也只有我能牵制住东夷”。
袁崇焕忽然发现面前这位也是大话王，“朝廷自会派人来接替你。”
毛文龙冷冷一笑，很自负地说道：“是吗？谁？”
袁崇焕接不上来了，他本想说是自己，但太直接了，反应灵敏的他立即说道：“我准备给你的士兵每人一两银子，你把花名册给我。”
毛文龙道：“还用什么花名册，在双岛的只有三千五百名。明天我就先替他们领了。”
两个人的谈话并不顺利，六月五日，袁崇焕犒赏完官兵，就让毛文龙把将领们叫进了帐篷。袁崇焕一一问其姓名，这些人虽名不同，但都姓毛。
毛文龙解释说：“这都是我的子孙们的亲戚。”
袁崇焕立即说道：“我宁远的官有许多薪水，兵有许多粮，还天天吵着饿。你们在海外，每月却只得这么一点东西，真是让我很难过。请受我一拜。”
毛文龙正要说点什么，大概是想替兄弟们谢谢这位督师，想不到袁督师突然一声喝：“拿下！”
毛文龙还没有回过神来，袁崇焕的几名手下已经将其拿下，袁崇焕请出尚方宝剑，面向京城方向（在这个时候，他还能辨别东南西北，可见其聪明）道：“绑了，脱掉官服！”
然后就是宣布毛文龙的十二大罪状，欲通敌谋反、贪污、不遵守朝廷纪律这些肯定是在其中的了，为了凑足十二条，连毛文龙娶下属的小妾这一事都成了罪状。这些罪状毛文龙一条都不承认。有的纯粹是袁崇焕胡说出来的，有的则是当时辽东将领的普遍现象。毛文龙为什么要认？他不认不要紧，要紧的是，他和他的手下已经被袁崇焕制服。
袁崇焕又开始说大话，“你以为我是个书生就好欺负吗？我告诉你，我乃朝廷一个首将。今日我杀了你，如果我不能在五年之内恢复全辽以还朝廷，我就用砍你的这把尚方宝剑砍了自己！”
这个时候的毛文龙对袁崇焕的大话早就不感兴趣了，他想知道的是，袁崇焕杀他到底是袁崇焕的意思还是皇上的意思。可袁崇焕就是不告诉他，跪在地上向着京城方向请旨：“我今天诛毛文龙，只因他独霸一方，不听朝廷命，以肃军政，各镇守将中如果再有如毛文龙者，照杀！”又吹牛：“臣五年不能平奴，求皇上亦以诛毛文龙者诛臣。”
说完这些，就命令旗牌官将毛文龙推出帐外，像杀猪一样杀掉了。
几天后，毛文龙被杀的消息传到京城，崇祯皇帝听了这个消息后，下巴差点没掉了。其实，崇祯开始时对毛文龙的了解并不是很深，因为毛文龙的发迹是天启年间的事情。崇祯刚登基时还听到了对毛文龙不利的消息，比如此人是魏忠贤一伙的，曾经给魏忠贤建过生祠。但两年后，他对这位海外大将就不这样看了。这位年轻的皇帝在这个时候看重的不是个人品德问题，而是这个人对他的希望所付出的多少的问题。不用任何人讲给他听，当他知道毛文龙所控制的皮岛和看了地形图后，他就明白，大明帝国可以没有任何一员大将，但绝对不能没有毛文龙。
毛文龙没有死之前，后金在与明朝的对峙中，尤其是占据辽东后，面临的是两线作战的局面。西线是宁远、锦州的明军，南线就是皮岛统帅毛文龙和明属国朝鲜。天启四年（1624年）五月到天启七年（1627年）三月，毛文龙曾五次兵袭后金，给满洲人造成了一定的军事压力。也就是说，有毛文龙在，后金方面就不得不随时提防他的偷袭，谁也不知道什么时候、什么地方就有毛文龙的士兵钻出来，给清军来一下子。毛文龙在暗处，而满洲人却在明处；毛文龙可以随时主动地挑选骚扰攻击满洲人的地点时间，而满洲人是明知毛文龙就在那个皮岛上，却因为没有水军而无可奈何。
另外，毛文龙还起着联络朝鲜共同抗击清军的作用。从另一方面来讲，只要毛文龙在，朝鲜就敢于抗击后金。毛文龙一死，朝鲜立即投降了后金，后金没有了后顾之忧。
崇祯终于忍下了，这种忍完全是因为袁崇焕说的那句“五年复辽”的大话。如果不是这句话，袁崇焕有一百个脑袋都不够崇祯砍。
他原谅了袁崇焕，但是，原谅并不代表理解。这原本就是一件让人根本不可能理解的事情，如何能叫人理解呢？
直到三个月后，才有人理解了袁崇焕，这个人就是崇祯，可惜的是，他理解错了。
>>>己巳之变崇祯二年（1629年）十月下旬，毛文龙已经死了三个月。皇太极率领军队与蒙古兵约十万之众，避开袁崇焕在宁远、锦州一线的重兵，绕道辽西，经由喜峰口以西的长城边隘，几乎没有遇到任何有效的抵抗，就来到了离北京不到三百里的遵化城下。崇祯得到消息时，嘴巴半天没有合上，十一月初一日，他下令京城戒严。
没有了毛文龙牵制的皇太极简直就像是一个赌徒一样把家底全都压在了这场骚扰大明京师的行动上。他再也不必担心皮岛的毛文龙趁他倾巢出洞时骚扰他了。而让这一切变得这么完美的就是大明帝国的袁督师。
三天后，皇太极攻破遵化，大有直逼京师之意。该月五日，袁崇焕慌张地从宁远率领军队进入山海关内增援。他部署好了回京线路，将所有该用之将领用上，共分兵五路向北京进发。但是，不久之后一连串的错误战略让他只好付出被活剐的代价。
该月十二日晚，袁崇焕侦察后发现，后金军已经越过蓟州向西进发，他却在后跟踪。事实上在这个时候，他所带领的火器部队完全可以就在蓟州打一场阻击战。在他的“尾随”下，后金军毫无阻挡地连陷京城东面六座城。该月十五日，袁崇焕主张进京。手下觉得不可，首先，敌人在他们后面，他们进京从皇上角度来看，是他们在步步后退，另外，他们完全可以在此伏击敌人。不知是毛文龙在地狱里诅咒他，还是他真的傻了。他居然不听，率领军队直奔北京，第二日晚上，他到达了广渠门。
他以为有他数万军队在，北京城内的居民和皇亲国戚会很安心，这种想法真是愚蠢至极。如果有人把一大群狼引到你家门口，你虽然在门口放了几条狗，你在屋子里能安心？
况且，袁崇焕先是跟踪敌人，接着又退保京城，在别人看来，这无疑是纵敌深入，让敌人一路烧杀，然后又把战火引到京城之下。
京城大乱，百姓们自然用脏话骂袁崇焕，而皇亲国戚们也在崇祯面前说袁崇焕的不是。在这个时候，袁崇焕一无所知，他一心想跟前来的敌人一决雌雄。
皇太极十分奸诈，他无论如何都不让自己与袁崇焕对阵，他先是向北京城里散布谣言说，自己之所以一路烧杀**而来，是因为有袁督师仙人指路。
袁崇焕若知道有这样的谣言，肯定会笑皇太极自作多情。可惜，他不知道。京城内已经是公愤四起，而他还在广渠门外给崇祯写信，认为自己指挥不力才导致了这种结果。
崇祯告诉他，不必自责，你在宁远也不容易，能赶回来已是非常难得了。
二十日，后金军分别进攻德胜门和广渠门，德胜门守将大将军满桂下城与敌人厮杀，却被自己的大炮打中。袁崇焕在广渠门外大败后金军。
二十三日，崇祯在平台召见袁崇焕和其他守城将领，袁崇焕十分紧张，他回想起了自己的那句豪言壮语，又想到现在皇上正忐忑不安地等待敌人退去的消息。
这可真是太倒霉了，“五年复辽”谈何容易，人家都打上门来了。但这次平台聚会，崇祯并没有责怪他，更可怕的是，也并没有把京城流传的皇太极那句话告诉他。
这就是问题所在，崇祯是想让他安心杀敌。可他给崇祯的却是满脸忧愁。虽然有一半是真的，但有一半却是装出来的。
他告诉崇祯，形势危急啊，那些混蛋来是想做皇帝来的。怎么办啊。
崇祯笑笑，便把自己的名贵大衣解下来给他披上，意思是说，有你在，我不怕。
袁崇焕要的就是这个效果，因为他知道，只要自己这次立了大功，把皇太极赶走，以前的一切还都可以再商量。可惜，他想错了，当他于该月二十七日用火炮手突袭皇太极大营，皇太极狼狈逃窜后，他等来的却是被活捉。
十二月初一日，崇祯让他来平台见自己。袁崇焕想都没想，就到了平台。崇祯见他的第一句话就是：“你为什么要杀毛文龙？”
袁崇焕傻了，还不到半年，皇上的记性难道会这么差？但看崇祯的脸色，似乎不是忘了原因，而是怨恨自己杀了毛文龙。至于为什么要杀毛文龙，在这样的情况下，他自己还真找不出确凿的证据来。
还没有等他回答，崇祯皇帝继续问第二个问题：“敌人怎么会这么轻松地就来到京城？”
这个问题简直就不是人问的问题，袁崇焕如果知道敌人是怎么来的，不就可以防备了。他还是不知道怎么回答，崇祯皇帝的第三个问题已经出来了：“满将军的伤是怎么回事？”
袁崇焕更摸不着头脑了，满桂是在德胜门受的伤，关我屁事呢。
崇祯更绝，让满桂脱衣服，把伤口给袁崇焕看。伤口当然很不好看，袁崇焕的脸色更不好看了。他完全明白了崇祯问这三个问题的用意了。
皇上的意思很明显，是你小子把敌人引到这里来的，你之所以杀毛文龙就是因为害怕他把你和皇太极之间的丑事说出来。至于满桂的伤，你这样的人什么事情做不出来，满桂没有死，就算他命大。
袁崇焕很想解释，当初自己和皇太极谈判是想让他们滚出辽东去，而不是让他们进北京。况且，这件事在给皇上的奏疏中也提到过。至于这次皇太极突然兵临城下，完全是自己的疏忽。
但他并没有解释，因为崇祯没有给他机会，便立即命令锦衣卫将其拿下，扭解到西长安门外的锦衣卫大堂。其实，即使崇祯给他解释的机会，他也必死。因为擅杀毛文龙而让后金军人直驰京城这一罪，他死一百次都应该。
崇祯为什么要如此对待袁崇焕，一个最直接的原因就是，当初袁崇焕要什么他给什么，他热诚地期望这位英雄能在五年内彻底消除已存在了几十年的东北边境上的威胁。这本来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但经过袁崇焕的豪言壮语，崇祯就认定了这是绝对可以完成的任务。可当清军兵临城下时，崇祯一切的希望都化为虚无。
这是自明与满洲人交战以来，满洲人第一次直接攻击帝国的心脏、皇帝本人。这样的结果让崇祯如梦方醒，与袁崇焕的豪言壮语形成的这种巨大反差让崇祯想死的心都有了。崇祯对袁崇焕的看法于是急转直下，不仅仅是失望，还有受了欺骗和愚弄后的羞辱与痛恨。
事实也的确如此，“己巳之变”绝对是大明帝国与满洲人交手以来最丢脸的一场战役。
一个爱面子的人，他无论如何都不能容忍臣下对自己的欺骗与愚弄，如果他能容忍，他就不是崇祯帝。当这一切事情被崇祯认定之时，袁崇焕正在走向监狱的路上。
崇祯想起了所有的事情，所有关于袁崇焕的事情。从平台召对后，袁崇焕回到宁远直到被拿下，他什么事情都没有做，唯一做的一件事就是杀了毛文龙，未收一寸之土，未斩一颗敌人首级。崇祯忽然想起，当袁崇焕杀掉毛文龙后却又为皮岛将士请军饷，而他杀掉毛文龙的罪名居然是糜饷。这如何说得过去？
后金军兵临京师，京城百姓惶恐不安，朝廷议论纷纷，几乎所有大臣都认为袁崇焕有罪。这种认为无疑给崇祯增添了巨大的压力，因为就是他重用的这个有罪的人，也是他，曾不遗余力地满足这个有罪之人的所有要求。
难道袁崇焕成为袁督师后真的如此无能吗？事实证明，不是这样的。他在宁远的两年一直在跟皇太极以和谈名义周旋，同时做好各种准备想与皇太极做一次决定胜负的搏击。有人说，他之所以会跟皇太极谈判，是因为知道自己圆不了“五年复辽”的神话，想用和谈方式来促成神话的诞生。但无论是哪一种说法，他对大明的忠心确是苍天可鉴的。
当他被捕下狱，皇太极卷土重来之时，他毅然决然地将已经带兵跑出京城的副将祖大寿手书招回，这就证明他为大明帝国尽心并且尽力了。
可是，他的死是必须的。因为他遇到的是崇祯皇帝，他严重地伤害了这位皇帝的面子。
崇祯三年（1630年）八月，他被凌迟。就是一刀一刀地将肉割下来，并且不能让他死。这是一种残忍的刑罚，并不适用于袁崇焕，但崇祯认为，欺骗了自己的人就应该得到这种下场。
崇祯杀袁崇焕并没有错，错的是，他并没有将袁崇焕的罪行清晰地透露给各个将领。他给袁崇焕定的第一条罪是，欺骗主上。
但是，在京城外与满洲人战斗的将领们并没有看到袁崇焕欺骗了他们什么，即使有人知道袁崇焕曾说过的豪言壮语，但他们也不会明白也不想明白，这样一位为帝国尽忠的大将为什么说抓就抓了，他们没有了再为这个帝国守土的信心了。
崇祯犯的这个错误直接导致的一个后果就是：大明帝国的军人们开始有了叛徒，开始有了逃兵，而这些逃兵后来就成为了流寇的一部分，正是这些人给流寇提供了军事技能与指挥经验。流寇开始横行帝国的天下，与满洲人开始了内外结合，共同对明帝国进行挖墙脚行动。
如果说，这一切都是崇祯皇帝造成的，那么，让崇祯皇帝造成这种后果的罪魁祸首就是袁崇焕。从他的豪言壮语和杀毛文龙与效忠的对象是崇祯这三件事上，他就必须要死。
崇祯二年（1629年）很可能是明帝国最不幸的一年，两名镇守辽东的明将都完蛋了。一个是毛文龙，另一个就是袁崇焕。从此后，再也没有任何一名将领在辽东留下美名。
九杨氏父子与“刁民”
>>>书生杨鹤崇祯四年（1631年）十月十一日，在陕西焦躁不安的三边总督杨鹤接到了崇祯皇帝的圣旨，圣旨上面写得很清楚：杨鹤身为三边总督，有那么多士兵可以用，居然辜负皇恩，让“刁民”肆意破坏我大明江山。在军中当差的锦衣卫立即把杨鹤解押京城，等候处置。
杨鹤既有些惊恐，又有些恼怒。他和他的儿子杨嗣昌听到这道圣旨后的举动完全不同，他远在山海关担任内道右参政的儿子在几天前得知父亲要被皇上革职查办的消息后，请求代父承罪。当然，他并不是想代替父亲接受崇祯的处罚，而是想去陕西代替父亲剿“刁民”。
为臣就应该这样，但杨鹤却不这样。他见到这道圣旨后，就上疏抱怨。他说：“当初我不想来这个鬼地方，您偏要我来，我来这里是跟‘刁民’玩命的，可您又把陕西三边的重兵都调到了北京去保护您，我哪里有兵可用，现在落到这步田地，是谁的错？”
杨鹤没有胡说，他说的这两个问题确实存在。崇祯二年（1629年）二月，朝廷得到消息，原因病去世的陕西三边总督武之望其实是由于精神紧张看不得陕西“刁民”四起而畏罪自杀的。这个消息传到京城后，原本就不是很想去那个穷地方的官员更不想去了。
这个时候的崇祯皇帝一心想要对付后金，对于陕西的乱民，他并没有考虑得那么透、那么久。他以为陕西境内的这些乱民不过是一群扛着锄头的农民，随便派个人去就搞定了。可当他发现朝臣没有一个人愿意去的时候，很是生气。他立即让吏部推举出一个人来去陕西担任三边总督，摆平那些乱民。
吏部想到了一个人，这个人就是杨鹤。好听一点来讲，杨鹤是个顾全大局的人，难听一点来讲，这个人就是一傻帽儿，碍着面子，别人一推，他就向前走。
他们很兴奋地把杨鹤推到了崇祯面前，崇祯见到此人也很高兴。因为此人是进士出身，并且曾被魏忠贤排挤过。最为可贵的是，此人有大套理论。崇祯刚登基时，此人就跟他讲过，如今培养元气最为重要。确切地讲，就是要以静制动。他的主题就是针对朝廷的党争的。他说：“如今朝中的士大夫们以门户之见互相攻击，皇上您应该管一下，或者是让他们歇息一下。”
杨鹤被推到陕西去，跟这理论很有关系。当他在平台见到崇祯的时候，他有些难过。因为他对自己很了解，自己毕竟是一书生，对军事根本就没有一点了解。他不是袁崇焕，因为关心边事而成了一位将军。他只不过是杨鹤，一个有点道家思想的书生而已。
崇祯皇帝一见到他就问，该如何消除陕西“刁民”？
杨鹤极不情愿地用脸色暗示自己并不想去陕西，但崇祯视而不见，依旧追问他去陕西该怎么做。君命难违，除了皇帝一言重于泰山外，还在于皇上说你行你就行。
杨鹤只好说行，但对去陕西平乱的方法，他依旧采取了“安静”的理论，他说，清慎自持，抚恤将卒而已。事实上，他的这个回答给人的感觉似乎是去陕西修身，而不是去平乱。
这就是杨鹤所说的：“当初我不想来……您偏要我来。”
当他以陕西三边总督的身份抵达陕西不久，京城就发生了“己巳之变”，他所掌管的当地驻军纷纷奉命保卫北京，杨鹤成了光杆总督。而“刁民”们也欺负这个手无大军的三边总督，陕西境内与山西同时爆发了多起民变。一时间，杨鹤胆战心惊。
这就是他所说的，皇帝把兵都撤走，他没有什么玩的了。
当初，他把自己所面对的问题告诉了崇祯，并且说，在这样的情况下，只能招抚，毫无力量对这些“刁民”实施围剿。
崇祯皇帝同意了，事实上，在这个时候，崇祯皇帝根本没有想到也不可能想到“刁民”在陕西境内的状况。首先是，作为皇帝的他一上台就铲除魏忠贤一党，然后就把所有精力都对准了崛起的后金。
他对陕西境内的“刁民”叛乱情况只能从陕西地方官员的奏疏中得到那么一点点信息。不过，他知道的一点是，这些造反的“刁民”实在是迫不得已。其主要成员就是陕西境内的农民，这些人已经吃不上饭了，并且不是一天两天的事情，所以他们才起来造反。也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崇祯皇帝认为他们不足以威胁到自己的帝国，因为只要给他们饭吃，他们就能安静下来。
可是，杨鹤在实地，他知道根本就不是崇祯皇帝所想的那么简单。当崇祯皇帝将十万两银子送到陕西，希望他能让“刁民”们安静下来后，杨鹤苦笑着梳理了一遍近几年来民变的情况。
从天启末年起，陕西就不安静，首先是一批饥民、难民，他们充当了造反大军的基础，而他们并不能真的把民变推到让朝廷注意的程度。真正起作用的是叛兵、逃兵、驿卒还有落草多年的强盗。
也是天灾难料，仅在万历一朝，陕西就接连二十五年发生灾荒，天启皇帝在位六年，陕西境内几乎活不成人。这些人不造反根本不可能，他们无非是想填饱肚子。
崇祯皇帝想的就是这样一群人，他把剩下的其实是反叛大军最主要的力量给忽略了。这最主要的力量就是哗变的士兵，辽东战事巨变以来，士兵逃跑已成了稀松平常的事。这些士兵中自然也有吃不饱饭的，但大部分是因为对屡战屡败的自己的军队失去了信心。当这些经过军事训练的人参加到反叛大军中来的时候，反叛大军就不仅仅是扛着锄头闭着双眼冲锋的农民了，他们有了组织，有了战役策略，有了进攻手段。
可崇祯不知道，他同意了杨鹤的招抚主张。并且跟大臣们讲，这些人再怎么闹，也是朕的子民，朕实在不忍心杀他们。
如果说崇祯皇帝这样认为是因为皇恩浩荡的话，那么，杨鹤主张招抚实在是没有办法的事情。他只能这样做。
他先招抚了在陕西战斗力最强的民变首领神一魁，为了表示朝廷的真诚和对这些“刁民”士兵的尊重，杨鹤居然屈尊在宁州城举行了招安庆典，场面极为壮观。庆典后，杨鹤又下令官军安营休息，不许枉杀降兵，神一魁的士兵居然可以四处横行。在中国历史上，“刁民”叛乱后就没有受到过这样的待遇，而杨鹤给了他们这种待遇，可换来的是什么呢？
不久，这批人再度叛变，与明朝为敌。事实上，这只是个案，在杨鹤的招抚过程中，“刁民”土兵们大多都采取先投降，吃饱后又叛乱的路子。他们把杨鹤当成了一个小孩子，认为杨鹤可以随便欺负。
但杨鹤却不知道这些“刁民”想的是什么，大批一小股一小股的“刁民”来投，杨鹤忙得不亦乐乎，不久又走了，杨鹤收拾残局，又忙得不亦乐乎。
陕西境内仍旧是一锅粥，杨鹤搅来搅去，仍旧搅不开这锅粥。因为他忽略了一个问题，或者说，他自己无法解决一个问题。
那就是，被招安后的“刁民”士兵们根本无法安置，皇上无法拿出钱来给他们买牛买犁，要他们老老实实地去种地。这些人被招安后忽然发现自己的日子并不比以前好出很多，因为朝廷实在拿不出太多的米来给他们吃。人的本性就是这样，一旦他们觉得获得了自由，再要他们返回到不自由的境地去，他们肯定不干。另外，民变中的士兵本来就不善于生产，若要当兵的清闲下来，这是天方夜谭。于是，他们又走上了造反的道路。杨鹤的软弱可欺也为他们去投靠找到了最好的理由和机会。
当朝臣们得知陕西再度“刁民”四起时，立即上疏弹劾杨鹤。他们所能做的也只有这些，瞪着眼睛只看结果，靠了一张嘴信口胡说。崇祯皇帝自然也很是恼火，他觉得杨鹤辜负了他的好意，就像当初袁崇焕辜负他一样。
而在陕西的杨鹤似乎就要死了，他被这些“刁民”折磨得求死不能。他在这个时候居然做出了一个愚蠢的决定，向崇祯辞职。
崇祯回答了一句，过几天看圣旨吧。果然，几天后圣旨到达。崇祯皇帝本没有打算把他发配，但见杨鹤抱怨声不断，还要把责任推到皇帝的头上，怒不可遏，立即将其发配江西袁州，把陕西平叛事宜交给了一向以屠杀百姓闻名的洪承畴。
事情发展到了这里，我们已经确定了一件事：杨鹤对“刁民”的招抚策略失败了。但为什么会失败，其实原因也很简单。反叛大军并没有崇祯想得那么简单，于是，他派出了不懂军事的书生杨鹤。当杨鹤毫无信心地到达陕西后，所有该由他调动镇压“刁民”的军队又被崇祯调到北京勤王。本就不想打仗的他，当然顺水推舟，认为事情应该和平解决。他经常提到的“以静处事”在这个时候派上了用场。但是，当他成功地招抚“刁民”后，却发现无法安置这些人，因为朝廷没有钱。“刁民”们在大明子民和造反军队之间游走，最终又回归到了造反军队里。
事实上，杨鹤的招抚政策本身就有问题，更为可笑的是崇祯居然认可了这个有问题的策略。我们来看，从崇祯元年（1628年）开始的百姓暴动就不下数起。首先是士兵王加印的暴动，然后是马贼高迎祥的造反，接着是张献忠、王子爵、张存孟、王大梁、赵四、神一元等等的揭竿而起。这些人开始造反时的力量并不大，有一些人造反完全是凑热闹，所以，一小股一小股的如张三李四王五的“刁民”名字充斥着陕西山西的贫瘠的土地。
在杨鹤到陕西的那段时间里，最有武装力量可与明军正面接触的只有神一魁，而杨鹤将他招抚了。
我们现在想问的就是，杨鹤为什么不屠杀这些“刁民”，而让他们翻来覆去地耍弄自己？是因为自己是书生，还是的确没有兵可用？
杨鹤所谓的崇祯把兵调走是事实，但这不能成为他总以招抚而养盗的借口。明朝末期参与民变的人的成分很复杂，你对他好，他以为你可欺负。时人就说，盗贼们以杨总督为戏尔。
我们也没有必要为杨鹤出主意，要他当时该怎么做。历史已经过去了，就在他拼命招抚的时候，陕西粮道参议洪承畴却痛下杀手大力杀戮“刁民”。且不说他以后做出的混蛋事，单就在镇压陕西造反百姓，对朝廷而言比杨鹤有成效。
杨鹤招抚失败对明帝国所引起的后果是严重的，近三年的时间，陕西“刁民”非但没有减少，反而越增越多。辽东战局也在恶化，而陕西这片大地上的“刁民”正举着火把准备冲出陕西，走向中原。
>>>杨嗣昌的英明杨鹤被崇祯拿下后，洪承畴与卢象升开始负责陕西剿贼事宜。两人虽然以杀人盈野闻名天下，但“流寇”四起，杀了一个，又冒出了十个。两个人虽然殚精竭虑，但也只是稍稍稳住陕西形势而已。过不久，河南“盗贼”蜂起，接着就是山西，总之，各地纷纷以“起义”的名义开始与大明帝国对抗。
帝国内部，“刁民”惹事；帝国外部，满洲人也不安分，崇祯九年（1636年）六月，满洲铁骑像鬼一样出现在长城内。兵部尚书张凤翼咬着牙请示出京督师，指挥各路勤王军与满洲人交战。但是，一战而败，再战再败，三战三败。张凤翼慌得只好选择喝药，据说是每天服用少量大黄。当该年八月二十九日清军掠夺完毕退出长城后，张凤翼也退出了人间。其实，他即使不死，也不能逃避下狱论死的结局。同时自杀的还有与此次事件有直接关系的宣大总督梁廷柜。
兵部尚书张凤翼一死，朝中已无一位大臣可担此重任。事实上，在这样的情况下，即使有人可以担当，也不会担当。崇祯皇帝的多疑与焦急让主掌兵事的官员恨不得把兵部这一扎眼的部门撤除。崇祯皇帝在这个时候忽然想到了杨鹤，他想起这位失败者并不是因为他想用，而是这个失败者还有个儿子，已任宣大山西总督两年的杨嗣昌。
此时，杨鹤已死去一年，杨嗣昌正在家丁忧。崇祯皇帝在这个时候根本顾不得当时惯例，不经朝廷大臣推举就自己下旨“夺情起复”杨嗣昌为兵部尚书。
杨嗣昌是孝子，人所共知。崇祯八年（1635年）十月，他父亲杨鹤死于袁州戍所，正在长城边防的他听到这个消息后立即昏过去。众人又是大声呼喊又是掐人中才把他救转过来，但直到半个月后才知人事。他知人事后的第一件事就是给崇祯上疏，请求皇上能恢复亡父的官衔。最后，他略带“威胁”的口吻说：“如果不如此，不但亡父不能瞑目，臣世世狗马也将不能瞑目。”
崇祯想了许久，又考虑到杨嗣昌此时地位之重要，就颁布圣旨道：“念杨嗣昌拮据冲边，杨鹤准复原官。”杨嗣昌了却了一桩心事，对崇祯皇帝更是感恩戴德。
当崇祯皇帝希望他能回朝做兵部尚书时，他居然推辞了三次。首先，他是个孝子，另外，对整个大明帝国了如指掌的杨嗣昌很明白一件事：此时兵部尚书那个位置就像一个火炉子，坐上去的人好一点的会烧得残缺不全，坏一点的就会被烧死。
但皇命难违，他只好于崇祯十年（1637年）三月抵京赴任。崇祯皇帝对此人的了解是这样的：有才华、办事干练、涉猎广泛、喜谈前朝历史，另外，其文学修养与辩才在崇祯一朝也是不可多得的大臣。
当这位能说会道的大臣出现在崇祯面前时，崇祯皇帝掩饰不住其内心的激动。这一年离他召见袁崇焕已经过去了十年，在这十年时间里，崇祯皇帝所受的煎熬非常人所能承受得了。确切地说，当他一登基开始收拾大明的烂摊子到现在，没有被累死或是被气死已经是他的造化了。
如果说，他当年召见袁崇焕有十分欣喜与期待的话，那么，召见杨嗣昌就是百分的欣喜与期待。召见袁崇焕时，西北还没有“刁民”，而这一次召见杨嗣昌，是西北有“刁民”，东有满洲人。
他看着面前的杨嗣昌，希望这位兵部尚书有点铁成金的本事能将内忧外患一举扫除。杨嗣昌自然看到了崇祯皇帝的期待与焦渴的眼神。他侃侃而谈，提出了三条他所谓的大政方针：第一，必先安内然后方可攘外；第二，必先足食然后方可足兵；第三，必先保民然后方可荡寇。
这三大方针的后两个方针并没有新奇之处，无非是老生常谈。其实第一种也是老生常谈，杨嗣昌无非是想达到摆脱内外交困的目的。崇祯二年（1629年）与崇祯九年（1636年）两次的满洲铁骑南下，让崇祯皇帝认为外患不平根本无法睡觉，正在蔓延的“流寇”驰骋中原的内忧也让他头疼不已，但两者之间究竟孰轻孰重、孰先孰后？在战略上，这是根本无法回避的抉择。杨嗣昌提出这种方针，但凡是个人就能提出来，并且都会认可。
但这一方针在杨嗣昌这里并没有成为老生常谈，原因就是他实施的具体方法。一般人对“必先安内然后方可攘外”的理解应该是这样的：要消灭满洲必须先消灭“流寇”。但在没有消灭“流寇”之前该如何处理与满洲的关系呢，首先应该是严防死守，其次是不主动出击，待国内安定后再对付他们。
但杨嗣昌却认为，这还是被动地防守，也要付出精力。他说，与满洲议和。
崇祯皇帝听了大为惊讶，因为在任何一个中原皇帝这里，与外族寻求合作无论以何种方式都是自甘下贱。可杨嗣昌却不这样认为，他当然也有华夷之辩，可作为兵部尚书的他更有强弱之辩。
多年来在辽东的经历早就让他洞悉明朝不论是兵力、财力都不足以与满洲人抗衡的形势。在他看来，所谓收复已经失去的辽土，不过是几个傻子在说疯话。早在崇祯五年（1632年），他就说：“大家现在都把谈‘复辽’称为时尚，但这时尚早已经不流行了。倘若在天启初年还尚可，那个时候如果能复辽也就复了，但如今到处都在用兵，复兴辽东简直是痴人说梦。”
当他站在崇祯皇帝面前的时候，时间已经过去五年了。五年时间，大明朝的武将们用尽浑身力量也解决不了“流寇”和满洲人问题，他们东奔西走，都不知道自己到底做的事、杀的人有什么意义。
杨嗣昌给了他们答案，如果要使事情有意义，那么，应该这样来做。
崇祯十一年（1638年），他派出一个聋子叫周元忠的去沉阳找皇太极，周元忠到达沉阳是该年四月初四，当时，皇太极正在外面打仗，周远忠并没有见到皇太极，但清朝的大学士希福却对周元忠表示了热烈的欢迎。
五月份，周元忠回到宁远，带来了清朝的一封信。希望明能采取有效措施，实现讲和之举，否则夏秋间就可能采取军事行动。
杨嗣昌立即向崇祯皇帝报告，并建议关宁五万兵马撤回关门去剿灭“刁民”。但崇祯皇帝犹豫了，他把皮球踢给了边臣，让他们决定是否答应皇太极的条件。皇太极的条件在平时看来是非常苛刻的，但在当时的非常时期，其实并不苛刻。他无非是想要明朝给自己点钱花。杨嗣昌见崇祯皇帝居然不做决定，十分着急。果然，崇祯皇帝的意思一下，立即引起了朝臣的愤怒，他们直接指向杨嗣昌，弹劾他，认为他是奸臣，顺势推出奸臣正在卖国。
杨嗣昌冷冷对道：“当初张凤翼死时，诸位没有一位敢站出来坐这个兵部尚书的位置。因为你们都害怕见到生灵涂炭，但现在有一种办法可以避免此情况的发生，你们却跳出来帮助此情况的发生。皇上英明，当以慧眼识之。”
崇祯皇帝立即睁眼，打击了弹劾杨嗣昌的官僚，并提杨为东阁大学士。他本以为有了这一官衔和权力，与清军的议和会进展顺利得多。但他错了，首先跳出来攻击他的就是以右中允黄道周为首的东林党。八年前，袁崇焕也与皇太极议和，他们支持。八年后，他们对同一举动却进行了否定乃至打压。
黄道周一天连上三疏攻击杨嗣昌丧服未满不应入阁，又驳他给满洲人银子是千古罪人。杨嗣昌大怒，向崇祯告状，崇祯将黄道周贬出了朝廷。黄道周虽然离开了朝廷，但他的伙计们却仍旧攻击杨嗣昌。在正面攻击得不到效果的情况下，他们又捏造了一些谣言来中伤杨嗣昌。
杨嗣昌就仿佛是坐在一个大熔炉上，他感觉到危机四起，因为那些谣言把他传成了投降辱国的罪人。崇祯这个时候也不想帮杨嗣昌了，这个爱面子的皇帝很担心自己一旦出来帮杨嗣昌会被臣子们骂成卖国贼。
于是，皇太极所要求的银子并没有送去，该年九月，皇太极分两路突破长城要塞，大举南下，京师戒严。崇祯把一直反对杨嗣昌与清军议和的卢象升从中原战场北调，总督天下援兵保卫京师。不久，卢象升战死沙场，年仅三十九岁。
卢象升是明帝国一位难得的内战专家，他靠镇压农民武装发家，崇祯四年（1631年）升为按察使。在皇太极此次入侵前，崇祯皇帝召见他，问他有何良策。他说：“我只会打仗。”崇祯就让他去打仗，结果，有一种说法是，对他极为不满的杨嗣昌分了他的兵，他才在巨鹿被清军杀掉。
崇祯慌乱之下，急调正在剿“刁民”的洪承畴、孙传庭保卫京师，洪出任蓟辽总督，孙出任保定总督。
杨嗣昌的议和计划由此失败，而等着他的是农民武装。
>>>杨督师之死由于中原洪承畴、孙传庭的兵力全都调到北京附近，而且清军撤退后，崇祯皇帝又没有及时向中原回防，致使中原空虚。一时间，在湖广接受招抚的张献忠等部农民军，于崇祯十二年（1639年）五月初六日重举义旗，并且大败左良玉所统率的官军，原先接受招抚的各部农民军纷纷起兵响应。在商洛山中的李自成也纠集旧部，进入河南。形势急转直下，喜欢把人往监狱送的崇祯立即下令逮捕直接责任人——督师总理熊文灿。熊文灿倒不如称为笨熊，如果不是洪承畴与孙传庭以及左良玉在中原，胆小懦弱的他就被扔进监狱了。
这个时候的崇祯想到了推荐过熊文灿的杨嗣昌。杨嗣昌也明白这个道理，自己推荐的人出现了问题，自己肯定要负责任。而这个责任就是要他亲自前往湖广代替熊文灿督师，当初，杨嗣昌提出的“安内”现在就需要他自己来亲自实现了。
杨嗣昌这个人最大的优点就是，他能预见到任何发生的事情所引起的后果。在他面前有如下几个问题：第一，他是必须要去“安内”的；第二，现在提“安内”似乎有些晚了；第三，他此去肯定是九死一生。因为即使不被农民武装打死，也会被朝臣们骂死。首先是农民武装开始蓬勃发展，其次是他推荐的笨熊失败，最后，他当初曾主张增加的剿饷、练饷招来朝野上下许多人的反对。这一切都让他为自己的未来考虑了很久。于是，头脑清醒的他不等崇祯开口，就主动要去湖广，代替熊文灿那只大笨熊督师。
早先他刚与崇祯见面时，他就提出了增加剿饷、练饷、增兵事宜。事实上，他增兵增饷是为了实现“四正六隅，十面张网”的围剿计划。按照他的设计，陕西、河南、湖广、凤阳为“四正”——即四个正面战场，要这四处的巡抚以“剿”为主，以“防”为辅；延绥、山西、山东、应天（南直隶）、江西、四川为“六隅”，要这六处的巡抚以“防”为主，以“剿”为辅，这四正、六隅加起来就是“十面张网”。总之，不论主战场在哪里，都要布下罗网，形成围剿之势。他当时就向崇祯保证，下三个月苦功夫，了十年不结之局。
杨嗣昌是个人才，一年后，这一计划显出威力，熊文灿大力招抚，张献忠等部农民军陆续接受招抚；洪承畴、孙传庭在陕西围追堵截，李自成等部农民军几乎全军覆没。至此，造反大军已扑剪殆尽，“十年不结之局”似乎就要了了。
但是，也只有他自己明白，想要实现这个理想，前提条件是与满洲人议和成功。可如我们所知道的，与满洲人的议和并没有成功。当皇太极挥师南下，崇祯皇帝把中原大半兵力调到北京的时候，他的这种理想就顺理成章地破碎了。
但是，崇祯皇帝似乎还不知道杨嗣昌理想的破碎，他在与杨嗣昌探讨“安内”的方法时，杨嗣昌只能凭借想象了，第一，对李自成部要用离间，第二，布置兵饷运输，第三，希望他能封左良玉为“平贼将军”，以鼓舞士气。
最后，他决定把督府设在襄阳，然后又重申对满洲人还是以招抚为上策。虽然，他知道此时的满洲人已经不仅仅满足于要大明的银子了。但他还是将自己的想法说给崇祯听，在他看来，自己只要活着就应该把正确的方法传授给皇上。
该年九月初六，崇祯在平台为他饯行，并且送给他一道亲笔书写的诗：盐梅今暂作干城，上将威严细柳营，一扫寇氛从此靖，还期教养遂民生。
当杨嗣昌读完这首诗，他几乎想哭出来，“盐梅”是调味之品，喻指整治国家所需之贤才。崇祯的意思太明显了，希望他能马到成功。
杨嗣昌心里明白，自己这一调味品是苦的。
二十多天后，他到了襄阳，第二天就在行辕中升帐理事。他的思路很清晰，在各路农民武装中，张献忠最难对付。为了全力对付张献忠，杨嗣昌下令：赦免农民军将领罗汝才等人的罪状，唯独张献忠不赦，有擒斩张献忠者，赏银万两。
张献忠立即派人在杨嗣昌的行营衙门中张贴传单，上面写着：“有斩阁部（杨嗣昌）来者，赏银三钱。”
杨嗣昌气得死去活来，三钱银子就想买自己的脑袋，自己也太贱了。虽然他也知道，张献忠的人不可能取了他脑袋，但在这种心理较量中，杨嗣昌觉得自己吃亏了。
张献忠喜欢领着队伍乱跑，大概是他经常给官兵追着跑，所以，经历了大江大浪的他跑起来已经游刃有余了。杨嗣昌在襄阳督师的半年时间里，张献忠就领着队伍跑遍了大半个上川。
张献忠本以为自己是在耍弄杨嗣昌，谁想到在崇祯十三年（1640年）二月七日，他被杨嗣昌与贺人龙、李国奇夹击在玛瑙山，几乎全军覆没。但就在他逃出去的时候，计划中应该追击的左良玉并没有追击。
事实上，这都是杨嗣昌的错。当初他向崇祯皇帝请为左良玉“平贼将军”，屡屡请示下，崇祯终于答应了他，正准备要发出将军印时，杨嗣昌觉得左良玉这厮屡违节制，就又向朝廷建议封另一位将领贺人龙为“平贼将军”。可玛瑙山大捷后，杨嗣昌又觉得贺人龙这个人也不怎样，就告诉他须再等候成命。贺人龙大为不平，把实情告知左良玉，左良玉当然也不是好鸟，一个“平贼将军”虽然不能当饭吃，但这种侮辱，他却受不了。左良玉因此而不听杨嗣昌命令，使得张献忠有了喘息的机会。他日卷土重来，是谁的错就已经不重要了。
玛瑙山之捷后，左、贺两人都开始不受杨嗣昌节制。杨嗣昌调左良玉，九檄不至，而贺人龙亦三檄不至。杨嗣昌没有了两位大将的支持，其他总督、巡抚也为了保存实力，开始渐渐地以各种借口退出围剿军，杨嗣昌几乎成了孤军奋战。
更可气的是，恢复元气后的张献忠从湖广进入四川，压力大减，如鱼得水，运动战打得很有声色，杨嗣昌跟在后面根本就没有与他交手的机会，杨嗣昌大骂张献忠是胆小鬼。可张献忠觉得杨嗣昌这种追击战有着明显的弱点，他就是要杨嗣昌暴露出这种弱点。
果然，弱点暴露了。第一件事就是在崇祯十四年（1641年）正月，杨嗣昌率领大队人马追击张献忠的时候，李自成在河南突然攻下洛阳，处死了当朝皇帝的亲叔——福王朱常洵。我们对这个人还应该记忆犹新，他在万历断头政治的影响下，险些成为太子，但现在，他成了死人。消息传到宫中后，崇祯皇帝痛不欲生，停止上朝三天。
杨嗣昌正在为自己的计划失败导致福王之死而难过时，又一件事发生了。他一直追击的张献忠突然指挥军队出动，飞奔杨嗣昌的督师衙门所在地——襄阳。当张献忠到达襄阳附近时，襄阳城的守军还没有得到一点消息。张献忠先派出罗汝才截断郧阳与襄阳的增援路线，自己率领精骑，一日一夜飞奔三百里，直插襄阳。二月初，兵临襄阳城下，派遣十二名士兵冒充杨嗣昌督师衙门的差官拿着调兵文书入城。二月初四日半夜，城中内应放下吊桥，迎接大部队，襄阳不战而下。天明后，襄王朱翊铭被张献忠杀死，然后又扔到了火里烧成灰。
消息传到京城，崇祯皇帝又是痛不欲生。这个时候的崇祯觉得，大限似乎已经来了。杨嗣昌在干什么？他自己的督师所在地都被人拿下了，他现在到底在干什么？
杨嗣昌什么都没有干，而是在生病。从崇祯十三年（1640年）底至十四年（1641年）年初，杨嗣昌一病不起，濒于死亡。崇祯十四年（1641年）正月初六日，开始准备死亡。正月初八，他给崇祯写了一封信，信中满是悲愤与行将就木的无奈之辞。
想当初，他从京城出发之前，就已经和崇祯说过这样的话：臣此去当以死报效国家、臣当以身家性命尽力平寇等等。
当崇祯皇帝收到这封信时，才想起了杨嗣昌临行前的话。原来，一切早就已经注定。朝中大臣开始了向杨嗣昌的攻击，这群还在京城吃饱了上朝，歪着脑袋说话的大臣根本不知道杨嗣昌的处境，但他们知道杨嗣昌不是个好鸟。先是与清军议和，现在是屡失城池，这样的人应该押回朝廷杀掉。
他们不知道此时的杨嗣昌已经快要死了，死亡已经在倒计时。他的病完全是心力交瘁所致，明知无法力挽狂澜，却要硬着头皮去力挽狂澜，还要表现出胜券在握的样子，精神压力之大，非常人所能感受。让所有人都感到遗憾的是，他只打了一场玛瑙山的胜仗，从此以后，再没有打过一次胜仗。
当他以带病之身赶往荆州沙市徐家园休息时，就把一切大事都交给监军万元吉代理。万元吉问过他：“师相病情如何？为何不报知皇上？”
杨嗣昌吐出了两个字：“不敢！”
这是让人多么辛酸的两个字，它让一直想为朝廷安定出力但到了这个时候已经无力可出的杨嗣昌死不瞑目。该年二月初一，杨嗣昌病死于沙市徐家园，终年五十四岁。
崇祯对这位督师的死表示出了最大胸怀的敬意，专门下达圣旨，力排众议，给他极高的评价：“督师阁臣杨嗣昌，功虽未成，尽瘁堪悯。”并且发自内心地感叹道：“杨嗣昌死后，廷臣无能剿贼者。”后又在朝臣们对杨嗣昌的谴责下，追赠他“太子太保”头衔。
许多人都说崇祯皇帝刻薄寡恩，可从杨嗣昌身上，我们却看到了一位仁慈的帝王。但这一切已经变得毫无意义，杨氏父子为大明效力无怨无悔，可大明帝国真的是没办法救了，一对父子的死并不能挽回大明帝国向深渊滑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