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五 是宿命如此,抑或败在人为(1 / 1)

最后的永历崇祯十七年(1644年)十一月,明帝国的桂王朱常瀛一病不起,此时,李自成还没有打进北京,明朝还没有灭亡,桂王朱常瀛却马上要亡了。临死前,他把桂王之爵位传给了他活着的最大的儿子——第三子朱由(??)。可这位却没有福气,老父亲死后不久,他也一病不起,不久后也死掉了。朱常瀛的第四子朱由榔于是顺理成章地成了明朝的桂王,崇祯皇帝在上吊前封其为“永历王”。如我们所知,这个封号成为他后来建国的年号。

几个月后,清军入关。朱由榔在广西依旧过着悠闲而又有限的日子。三年后,随着建起的反清小王朝的覆灭,朱由榔的这种日子才宣告结束。

1646年十月十日,两广总督丁魁楚联合广西巡抚瞿式耜、巡按王化澄以及旧臣吕大器、方以智、金堡等人,议立朱由榔。

朱由榔本人倒没有什么意见,但他的母亲却很有意见。“知子莫若母”,他的母亲跟这些口口声声一心要恢复大明江山的国家栋梁们说:“我这个儿子性格柔弱,小事做不来,大事不敢做。此时正是开天辟地之时,你把这么一个人弄到前面去当皇帝,这不是误了他终身吗?还是另谋他人吧。”

在这些人中,两广总督丁魁楚是个人物,他也并非不知道自己想要拥立的这个朱由榔并不能担负起抗清复明的大任。但是,朱明王朝走到了今天这个地步,能被举出的人物早就没有了。朱家皇室死的死、散的散,之所以要拥戴朱由榔实在是迫不得已的事情。想要恢复朱氏江山,就必须要找个朱家的人出来吧。

他跟朱由榔的母亲说道:“皇上虽然性格柔弱,但有谦恭之心,有我等辅佐,再加上当今天下反清形势大好,我大明必可复。”

朱由榔的母亲只好同意,这位老太太很希望丁总督能说到做到,可惜,丁总督说了谎。

该年十一月十八日,朱由榔在肇庆登基称帝,即为永历帝。两天后,清军来攻,丁总督立即护卫朱由榔跑到广西梧州。接着,在清军的压力下,朱由榔继续逃跑。广西梧州、平乐、桂林、全州都留下了朱由榔的身影。永历元年(1647年)四月,朱由榔逃到了湖南武冈,当地守将刘承胤在答应保护永历帝的同时以行动告诉永历帝:你不过是条寄人篱下的狗。

五月,清兵攻常德、宝庆直逼武冈。刘承胤慌张之下,一面严令部下防守,保护永历,大概是太慌了,自己却剃发潜往清营议降。朱由榔还有太多的逃跑任务没有完成,所以察觉到了,匆忙之下带着少数朝臣、侍从及宫眷匆匆逃走,连象征帝王威严的仪仗及乘舆都全部抛弃,狼狈逃到靖州。

他在靖州,忽然时来运转。该年七月,被封为大学士的瞿式耜与总兵焦琏意料之外地收复了梧州和平乐等地,清军的进攻暂时受阻。四个月后,湖广总督何腾蛟安抚和收编了李自成大顺军的遗部,组织了一次大反攻,在全州大败清军,广西全省暂时掌握在了永历王朝手中。在逃跑了近半年后,永历皇帝再回到桂林。太阳出来了,桂林的山水也美了起来。

但太阳马上又落山了。两个月后,清军从湖南出发进逼灵川,驻守灵川的大将郝摇旗退守桂林,可永历朝诸将却坐视不理,这位郝大将觉得永历王朝不足有为,就率领部队跑进了深山老林。清军进攻桂林,何腾蛟组织抵抗,居然打了两次漂亮的仗,取得了桂林保卫战的胜利。这年秋天,太阳又出来了。正要准备逃跑的永历帝在桂林准备坐船欣赏漓江的美景。

但他并没有来得及去欣赏漓江的山水,几天后,桂林再次被围,清军投入大量兵力准备一举拿下桂林。永历帝急忙逃往南宁。

清军还是没有攻下桂林,转而去攻南宁。就在这时,驻守南昌、广州的降清明将金声桓、李成栋复归永历。李成栋的归来,让永历朝不费一兵一卒就收复了广东全境。当该年八月,李成栋将永历迎到肇庆时,永历帝仿佛就像见到了救世主一样,他将一切希望都寄托在了李成栋身上。李成栋也很争气,在肇庆,他首先提出了联合农民起义军抗击清朝的策略,早就逃跑跑累的永历皇帝极为支持。在这一期间,由于受到了各方面的支持,永历皇帝很快就控制了江南七省,局面相对稳定下来。许多遗臣也纷纷赶到肇庆,誓死效忠。肇庆一时被称为“西京”,呈现了一派中兴气象。

许多人都谈到这样一个问题,这个时候的永历王朝已经掌握了半壁江山,复兴大明完全有望。可十几年后的历史告诉我们,这个王朝并没有如我们所愿的那样恢复大明天下。造成这种结局的原因只有一个:党争。

我们真是无法理解,明朝党争为什么永远都那么如火如荼。当时,由于李成栋被永历所倚重,他的儿子李元胤沾了老爹的光在朝中很是横行。于是,以袁澎年为首的“反正功臣”集结在李元胤身边,对一直跟随永历的礼部尚书大学士严起恒等一批朝臣进行攻击。

袁澎年首先对付的就是马吉翔与陈邦傅,因为当时的朝政把持在这两人手里。而这两个人是大学士严起恒一伙的。袁先让金堡上疏弹劾陈邦傅罪十可斩,同时攻击严起恒和严之伙伴王化澄与陈邦傅结党。永历帝真是烦死了,恼火非常,严起恒、王化澄见皇帝动怒,就哭着希望能回老家。同伙大学士朱天麟立即奏请挽留二人。两人留了下来。同年,大臣吴贞敏等十四人联合上疏攻击袁澎年一伙,得到马吉翔的支持,袁澎年的伙计刘湘客被扔进了监狱。正要处斩时,严起恒忽然向永历奏请免其死罪。吴贞敏大怒,大骂严起恒好坏不分。他们又把矛头对准了严起恒。吴贞敏的党羽给事中雷德复上书弹劾严起恒二十余罪,比之于严嵩。永历皇帝十分不高兴,因为严起恒是什么样的人,他心里还是有数的。雷德复立即被免职。

吴贞敏没有干掉严起恒,还损失了一个伙计,更是气愤不已。就在这个时候,一个机会落到了他头上,李自成的遗部高一功入朝,吴贞敏想借他的力量除去严起恒。他对高一功说:“现在朝事大坏,关键都在严起恒。你是新来的,迟早有一天会被他弄走。”

高一功是个农民,一听还有这样的事情,大惊,就问对策。吴贞敏立即献上计策:“您带了这么多兵马来,肯定会受到重用。皇上肯定也看得起你,你一见到皇帝,就说皇上身边有小人,请求除掉他。”

高一功虽然是农民,但不傻。他又找人问了问关于严起恒的事情,大家都认为这个人还不错。于是,当他见到永历帝时,就说:“有人说严起恒的不是,我认为此人很可用。”

永历皇帝叹息了一声,在这位皇帝看来,一个刚入门的还并不知道文武官员有多少位的人就开始了站队列,这个朝廷可怎么办啊。

他深知再这样下去,迟早会把朝廷弄垮台的,于是就找了个好日子,让这些人跪在太庙盟誓。这些人不信有鬼神报应之说,盟誓之言恶毒之极,跟对方斗起来更是恶毒之极。党争似乎就是空气,在永历朝的朝堂之上无处不在。

盟誓不久,险些被对方干掉的陈邦傅攻击对方的伙计金堡曾降于义军,对方不知道从哪里得来的消息说大学士朱天麟曾拟旨严责过金堡。袁澎年就鼓动言官十六人上殿诋毁朱天麟。朱天麟大怒,把官印都扔在了地上,坚决要走,永历皇帝坚决不让他走。朱天麟的意思很明显,我再也待不下去了,这已经不是朝堂,而是菜市场了。永历皇帝在他走之前,说了一句话:“你一走,我更孤独了。”

其实,永历一朝的党争造成的严重后果不仅仅是几个杰出官僚的出走或是被杀,在乱哄哄的吵架过程中,外面战事已经成了他们必须要吵的内容之一,和当初一样,你要这样,我偏不要你这样。在对待农民军加入的问题上,各党出于吵架的目的要么反对,要么赞成。农民军进入朝廷后,在战事的问题上,还是出于吵架的目的要么认为这样,要么认为绝不能这样。在这样的争吵中,永历皇帝的柔弱表现得淋漓尽致。当他觉得不能平息朝臣之间的斗争时,他唯有日夕寄情于宗教,而且还不止一个。既信天主教,又信佛教。

技多不压身,信仰多了更不压身。他彻底地累了两年,两年后,那群朝臣也不争吵了。因为在他们吵架的努力下,被延误的形势急转直下。当各地因为得不到肇庆的命令而心灰意冷被清军逐个攻破时,永历四年(1650年)正月,清军发动了对肇庆的反攻。而云、贵一带又被张献忠的大西军遗部陆续占领。永历帝只好撤离肇庆。

不久后,大西军的李定国拥护永历帝在广西和云桂等地转战数年,但都无法收复肇庆。跟随永历帝的那些爱吵架的大臣们陆续死掉,而永历却还痛苦地活着、逃跑着。到了永历十三年(1659年),他在清军的追逼下,只好逃入缅甸。

整个中国的江南,永历帝几乎跑遍了,最后又准备把逃跑的步伐移到国外去。可惜,他只在缅甸呆了两年,吴三桂就追击到了缅甸,缅甸国王为了整个国家的幸福,毫不犹豫地把他交了出去。

当他得知吴三桂——这位曾经的大明帝国重臣来到缅甸边境时,他写了一封信。这个时候的他已经不抱有任何幻想了,事实上,他也跑够了。

他跟这位昔日的朝臣说,我们大明给了你那么多好处,你杀我子孙,毁我家园,现在,我也要被你杀掉了。我并不是向你求救,我只是弄不明白,为什么不是金人来杀我,而是你。

此时的吴三桂可不管这些,次年四月,他把永历押到昆明,绞杀。

永历皇帝逃跑了十五年的历史宣告结束,南明最后一个王朝——永历王朝覆亡,明朝彻底灭亡了。

永历皇帝是个悲剧人物,这种悲剧表现在明朝已经快要灭亡的时候,他被许多人推到了前台。他柔弱的性格并不适合做开天辟地的事情,他和他的祖宗万历皇帝完全不一样。虽然,两个人在位时期的党争都是明朝党争最激烈的时期,但万历皇帝是不管,而永历是管不了。

当肇庆成为“西京”后,明朝的太阳忽然又要升起,可永历却没有办法扫除太阳周边的那群喜欢吵架的大臣这堆乌云。他开始还是眼睁睁地看着江南七省在吵架声中丢失,后来干脆闭上眼去信仰佛祖了。

当初,他登基时,他的母亲就说他不能担此大任。可在一群大臣的簇拥下,他还是坐到了龙椅上,并且始终坚定不移地在清军的铁骑前勇敢地逃跑。这种精神就是难能,更可贵的是,他从来不叫一声苦,从不喊一声累。他就像是一个被人砍断了四肢、被人抬来抬去的废人。与废人不同的是,他心甘情愿。

如果说,他有复兴大明的理想的话,那么,他肯定从来没有想过实现这个理想的途径。当他在缅甸受到非国君、甚至是非人道待遇的时候,他也不抱怨;当缅甸将他献给吴三桂的时候,他还是不抱怨。或许,这个朱由榔一生下来就是给明帝国画句号来的。

所以,别人把他抬到龙椅上,他泰然若素;清军追着他跑,他面无怒色;被吴三桂绞杀,他毫无忧惧。他把大明帝国延续了十五年,功不可没。可他自己不知道自己有什么功劳,因为就他个人来讲,他只是在逃跑,优雅一点来讲,他的一生就是在不停地走路。其他的,与他无干。

>>>孙可望的理想如果说,永历从肇庆逃跑是因为党争的话,那么,当大西余部联合他抗清后的失败就要归罪于两个人了,其中一个就是孙可望。就是这位自张献忠死后,大西政权里最有能力、最有魄力、最有理想的一把手把永历朝的灭亡提前了。

孙可望是陕西人,明朝末年,从陕西走出来舞刀弄枪的人个个都是英雄豪杰。孙可望自然也不例外。当农民起义领袖张献忠遇到他后,顿生好感,几年后,他被张献忠收为义子。在诸义子中,他被张献忠认为是义子第一。在那个时候,并不是是个作战勇敢的人就能当张献忠儿子的。除了有谋略外,还要对张献忠特别忠诚。孙可望无疑就属于这种人,他曾在张献忠被困敌阵时,单枪匹马挡在了张献忠与敌人之间,使得张献忠顺利逃脱。当时,张献忠赞叹道:“真是一堵墙。”

永历元年(1647年),清军进攻张献忠的大西政权根据地四川,在西充战役中,张献忠没有像与明军交战那样勇猛异常,而是被清军在战场上杀掉。张献忠在上战场前,就把后事交代完毕:自己万一有事,一切大西政务由四大将军代理。为首者就是孙可望,接下来的是李定国,然后是刘文秀,最后是艾能奇。

他死掉后,身为大西四将军之首的孙可望成为大西政权军事上的实际领袖。打败张献忠的满洲肃王豪格直向成都而来,孙可望只好撤退。

在他后面阴魂不散的豪格终于准备散去,因为当他追到贵州与四川边境时,粮草供应不上了。在向朝廷请示后,他率军北归。孙可望率领的大西军这才算暂时安定,返驻贵州遵义整顿修养。

此时的孙可望无论从哪一方面比,都要高于其他三位将军,理所当然地成为第一把手。在贵州休整完毕后,他准备以贵州为基地再图进取。机会来了,云南发生沙定州叛乱,当地土司龙在田无力镇压,孙可望立即带兵进入云南,善于打内战的大西军在永历元年(1647年)四月攻入叛贼根据地昆明城,十月擒杀了沙定州,云南全境告定。四将军之一的艾能奇在此次战斗中阵亡。四大将军只剩下了三个。

由于他收复了云南,由于他的军队看上去要比明军好得多,由于他看清了当时的形势而废除了大西国号,由于他建立政权机构,分官设任,还由于他严厉打击贪污,恢复开科取士,更由于他争取到了长驻云南、在南方颇有威望的黔国公沐天波的支持,在短短的两年内,他就将云南一统,一向不被人看好的僻远烟瘴之地的云南在孙可望手里忽然成了兵精粮足、社会安定的南方抗清基地。孙可望在政治上的过人才干在云南得到了彻底的体现。

有一天,他登上最高峰,俯瞰云南。他发现,在云南之外还有那么多大好河山,而在他身边,还有李定国与刘文秀两个兄弟。但他的眉头一紧,他忽然发现这两个兄弟真把自己当成兄弟了,并没有把自己当成一把手。这是很危险的,无论是对他个人还是对大西军。云南之外还有无数个像云南这样美好的地方,而清军却占据了一大半。

他想,难道我就要龟缩在云南一辈子吗?难道清军杀了我干爹,我就不应该做点什么吗?可凭我大西军如何能北上报仇?他的目光移向了正在肇庆的永历皇帝。这位皇帝正在烦躁不安地看着朝臣们吵架,他虽然拥有江南七省,但却在一点点地丧失着。他决定联明抗清!他派出原明臣杨畏知为代表,远赴广东肇庆商讨携手抗清事宜,并请封秦王。

当杨畏知把这个消息说给永历朝的所有人听的时候,永历朝堂炸了锅。

首先,他们对孙可望“弃暗投明”的举动很赞赏,是我大明人就应为我大明效力共同对付清军。但是,“秦王”是随便封的吗?有大臣立即就喊了出来:这个草寇屁也不懂,只凭他提出这个条件就可诛他九族。

孙可望的确该被诛,他这个条件提得实在太无理。第一,明两百余年来,一字亲王向来只封给朱明宗室子弟。即使与孙可望性质相似的金声桓、李成栋举江西、广东反正来归,也只受封国公。第二,“秦王”爵乃是当年明太祖次子所封之“首藩”,在宗室诸王中地位最为尊崇。

永历皇帝也大为恼火,气愤道:“这个草寇真不知天高地厚,我现在拥有广大地盘,他把我当成什么了,当成要饭的吗?要搞清楚自己的位置,你是来投靠的,不是来帮忙的!”

可是,永历朝必须要有新的力量加入进来。这个时候的永历朝似乎是在原地踏步,防守有余,反击不足。一些有眼光的大臣很希望孙可望的大西军能加入,再加上沐天波在云南周旋,永历皇帝以“海纳百川”的胸怀答应了孙可望的归顺,但“秦王”之爵不可能封给他,这简直是扯淡。

杨畏知见永历朝在这个时候还对名号这样在乎,真是惊讶得不得了。于是,他自作主张,说,那就封“景国公”吧,识大体的大臣堵胤锡等认为这个封号等于没封,强烈建议封孙可望为二字郡王。永历帝同意了,要杨畏知告诉孙可望,封他为平辽郡王。

当杨畏知兴冲冲地在回云南路上的时候,南明浔州守将陈邦傅听说了孙可望被封王后,为了讨好孙可望,竟别出心裁,伪造封王敕书和秦王金印,派人冒充使者前往云南。

孙可望接见伪使后满心欢喜,立即举行隆重的封王典礼,布告云南,宣布从此奉南明永历正朔。不久,杨畏知回到云南,带回了封郡王的敕文。孙可望气得鼻子都歪了,说道:“我真是下贱得可以,自己本能封自己为皇帝,却跑那么远弄了个‘平辽王’回来。管他呢,我现在就是秦王,云南三岁孩子都知道了,不能改。”

大西军和南明的合作,竟然就在这样一场闹剧中开场了。

永历朝廷永远把“名”看得那么重要,但能不能保住这“名”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南明臣子与皇帝的特点就是:你想要什么名如果提前被我知道,我坚决要反对。但你若做了,我也不能奈何。

当孙可望以“秦王”之名领导李定国和刘文秀要求四川、贵州及湖广明军皆受其节制时,永历皇帝所辖的两广之地正在朝臣的党争中慢慢失去。孙可望是个有理想的人,也是个不跟永历皇帝计较的人,在他的部署下,白文选部入贵州,刘文秀部入四川。此地的号称是南明军却很少抗击清军的各个小军阀被孙可望顺利扫除。在孙可望的整顿下,贵州、川南大力推行云南的治理经验,一时竟气象一新,成为抗清的重要后方基地。

永历四年(1650年),清军将领——两个汉人孔有德、尚可喜攻下广东、广西,大敌压境之下,永历帝向西疯狂逃跑。孙可望立即向他招手,永历皇帝只好在孙可望的指引下来到孙可望的地盘。在这个时候,孙可望完全控制了永历帝。

事实上,这种控制和不控制意义一样,这个时候的永历皇帝其实就是一面旗,任何人都可以拿来扛,但拼命挥舞能引来多少人效忠却是另外一回事。此时永历身边没有一位文臣或是武将可以与孙可望相提并论。这些只会吵架的人在这个时候才发现,孙可望已经俨然成了第二个永历皇帝。

就在永历皇帝来到孙可望处的第二年,孙可望与李定国、冯双礼会兵入湖南,与清军交战时一败涂地,纷纷向湘北溃退。为解除侧翼威胁,他的兄弟李定国统兵奇袭广西,镇守广西的清定南王孔有德猝不及防,在桂林战役中自杀,广西全境恢复。

孙可望大喜,他还特意在永历朝臣面前把自己的兄弟吹捧了一番。在吹捧后,他又命令李定国挥师北上,李定国很争气,在与迎面而来的南下援军尼堪亲王战役中,将此王击杀。南明已经好久不出英雄了,李定国连杀清军两王,一时家喻户晓,连北京城里的满洲人都被大为震动。

但天下局势并没有出现什么好转,此时的江南有清军,也有大西军,还有明朝的军队。各方并没有看出对方的实力。李定国一时也飘飘然,原本,他就是和孙可望平起平坐的人,虽然在表面上他奉孙可望为上司,但在心里,他觉得只有他干爹才是自己的上司。

你若知道,当你想控制一个人,而这个人却时时表现出不想让你控制的时候,你该有多生气。不巧的是,这个时候,永历皇帝还给孙可望添火,他激动地想见李定国这位英雄。孙可望火了,论名声,他经营云南、贵州三年就把此地弄得井井有条,可永历皇帝从来没有这样激动过。李定国不过打了两个胜仗,打仗胜利可以预料,但杀掉对方首脑却不可以预料。在孙可望看来,李定国能干掉那两个清军首脑,很大程度上是侥幸。

在恼火之下——这里面还有嫉妒,他想请李定国吃饭。

这种饭向来就不好吃,因为都是干饭,吃多了肯定口干,必要有血来当汤喝。所以,李定国知道了孙可望的意思后,就率军退入广西,避免与孙可望和永历帝见面。

历史契机就在这种情况下被错掉了。由于李定国的离开,导致了当时东西两路明军不能全歼湖南清军。当他在周家铺迎战北上宝庆的清军时,被清军打败。双方在湖南战场上陷入了僵局。

永历皇帝捻着佛珠走了出来,朝臣们也走了出来。他们不敢用冷嘲热讽的方式来指责孙可望的失败,因为他们不敢,也没有资格。但还是表现出了对大败清军的李定国的怀念。孙可望——这位心胸到现在我们也猜测不出到底有多宽广或是多狭窄的最高统帅在愤怒之下把当初的兄弟、在四川战败被削去兵权的刘文秀请出山,与另一股明军会攻长江。

这位当初被称为大西四将军之一的刘文秀重新出山后,似乎没有了从前的骁勇与智慧。他带领军队走到湖南辰州时不走了。一年后,他才整装上道,亲自指挥明军水陆并进,围攻常德。可惜由于连日大雨,另一路明军没有及时到场,刘文秀的指挥才能又的确不怎么样,大西军大败,退回了贵州。

但孙可望并没有因为常德之败而感到不舒服,他当时的想法是:如果此次战役成功,那他的威望就会升高,如果失败,他也不想听到永历皇帝的牢骚了。该年,他对外发布诏令开始用“皇帝圣旨,秦王令旨”。在他这种明目张胆的“造反”下,永历身边近臣马吉翔、庞天寿等人也积极地“弃暗投明”,向孙可望靠拢。

永历帝感觉自己随时都会送命,他想,自己不能死在草寇手里。他决定做一下小反击。在一些忠于自己的大臣策划下,他密诏远在广西的李定国统兵入卫,前来救驾。这真的是一次小反击,因为在孙可望对他严密的监视之下,任何事情都有可能暴露。这件事情也不能例外。在震怒之下,孙可望派兵入宫,逼永历皇帝交出出主意的人。

永历皇帝只好交人,于是,先后有大臣十八人被处死,这就是南明史上有名的“十八先生案”。此事过后,孙可望觉得,永历皇帝真的不可救药了,在这种“觉得”的情况下,永历七年(1653年),他把永历皇帝移到贵州安龙,自己则坐镇贵阳,号称国主,事事遥制指挥。在许多史学家那里,孙可望在这个时候和乱臣贼子等同。因为所有政令都由他出,甚至连永历帝的生活费,他都作了详细的规定。当江南传出孙可望是“挟天子以令诸侯”的乱臣时,孙可望恼了。

他想,当初要你封我秦王,你不封,我没有闹事吧。你现在落难,我把你接到这里,给你吃的喝的,尊你为皇帝。现在出现这种谣言,能是谁传出去的?还不是你!

他跑到永历帝面前,跟他讲:“有人说我挟你令诸侯,可诸侯在哪里?李定国?那是我的人。郑成功?我连他鬼影子都没有见过。各地的农民武装?他们保护自己都难,还会帮你抵抗清军?我令谁?”

永历皇帝气得手直打哆嗦,赶紧拨弄佛珠。

可事情往往是这样,你越不想见到的人往往就肯定能见到。李定国自然是孙可望最不想见到的人,但他还是见到了。

李定国得知了永历帝被孙可望“软禁”后,立即决定放弃屡战屡败的两广战区,回贵州救助永历。这是一个大错而特错的决定,他放弃了一个西瓜,却去捡芝麻。虽然,他成功地将永历帝解救出来,并且带到了昆明,但是,孙可望并没有受到任何损失。

在孙可望眼里,永历帝永远都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真的很想为明朝出点力,或者说,是为本民族出点力。可李定国总跟他作对。

李定国把永历帝抢到昆明,在天下人看来是救驾。这就是把他孙可望放在了不仁不忠的位置上,他如何不恼怒?在气急败坏之下,孙可望集结十四万大军攻云南,他想要告诉李定国:别假惺惺地把自己放在忠臣的位置上,大家都是一路货。既然想要复兴大汉江山,干吗一定要是明朝皇室的人来做,只要是汉人来做就可以了。

该年七月,他在贵阳誓师,并且做了三百副锁人的刑具。他跟士兵们讲,把李定国和永历皇帝身边的乱臣统统锁来!

好有气魄,好有自信。可惜,结果却让他一点都不自信,一点气魄都没有了。他的十四万大军都不想和自己人打仗,又加上他手下两员大将——和李定国关系非常好的白文选和马宝的煽动,士兵们在阵前倒戈,向他发起了进攻。

他带着妻儿与少数随从向东狂奔。一路上各地南明守将均闭门不纳。这个时候的他简直想把李定国生吞活剥了。他瞪着眼跟部下说:“李定国这厮把我弄到这步田地,我就是头发掉光那天也不会忘了他。我要报仇!”

最亲密的兄弟一旦反目,其仇恨可以让他做出最让人想不到、甚至连他自己都想不到的事情来。孙可望就在这样的情况下逃往了清军辖境,投降了清军。

此时负责湖广军务的洪承畴听到这个消息后,简直像捡到了金元宝一样,急忙派人接应孙可望入境。两个汉人一见面,分外亲切。在这个时候,孙可望觉得,为谁效力已经不是问题,只要能报仇。

孙可望到北京后,立即将南明各地形势、军事机密和盘托出。又亲自手书招降自己的旧部。他的旧部也很乐意为自己的主子效力,纷纷来投。

永历皇帝和李定国在昆明已经落了下风,清军在各地的反攻,以及与明军打游击战的过程中都明显占了上风。李定国大概明白,这是孙可望的功劳。

但是,李定国并没有按照正确的方法挽救永历王朝,他在不断的错误步骤下,终于“如愿以偿”地把永历皇帝牵引到了缅甸,直到永历皇帝被缅甸献给吴三桂。

有人说,孙可望是因为心胸狭窄容不下李定国而走上了背叛南明的道路的。如果这种论断是正确的,那么,也只是因为李定国的忠臣形象太深入人心了。

孙可望是个有理想的人,在当时永历王朝内部纷争不已、朝臣党争不断、决策难以付诸实践的情况下,他难道会将自己和自己的军队交给永历皇帝吗?

人人都想当皇帝,孙可望跟了张献忠那么久,当然知道当皇帝是什么滋味。但关键是,当皇帝是否会为当时的大局着想。如果是,那么,朱由榔和他,谁当都可以。

孙可望的悲剧就在于,和他同时代有一个李定国。在任何方面,他都不比李定国差,唯独在理想上,他的理想很高,想要自己成为皇帝。李定国的理想很小,想要帮助别人成为皇帝。孙可望的背叛成全了清朝,他若不背叛也未必能成全自己。但至少,永历皇帝没有那么快就在国内跑不下去。

李定国并没有如南明军民所希望的那样,挽狂澜于既倒。相反,和孙可望一样,他加速了明朝的最后灭亡。

李定国的遗书康熙五十二年(1713年),翰林院编修戴名世因《南山集》案被处斩,其十六岁以上的同族均被斩杀。戴老先生之所以得到了这样一个下场,就是因为他说了这样一句话:本朝定鼎中原应该从康熙皇帝算起,顺治虽然入关十八年,但明祀未绝,根本就不能称为中原正统。满洲人听不得这样的话,这显然就是侮辱他们,在中原呆了十八年还不算是正统,那算什么?

无论是侮辱还是事实如此,真实的历史告诉我们,在1662年,也就是康熙元年,南明最后一个皇帝永历帝和太子才被清军俘获,不久后被吴三桂勒死,南明到了这个时候才算真正的灭亡。

清人自然是载歌载舞,兴奋不已。而一位南明的军人却痛不欲生,捶胸大哭。这个军人就是李定国,一个把一生都献给了战场的真正的大汉军人。

大概是过分的悲痛,在他生日那天,他就病倒了。半个月后,这位军人在中缅边境去世。临终前,他把儿子和最信任的大将们都叫到床前,留下了不到十个字的遗嘱:宁死也不投降清人!

可是,这份遗嘱只能是他自己给自己的一个安慰了,在他死后不久,他的部下们就像失去了精神支柱一样,已经注定要解散的军队走上了不归路。先是他的表弟马思良不服大将靳统武的管制,与总兵胡顺都、王道亨于前途暗淡之时,义无反顾地投降了清军。不久,大将靳统武生了一种很奇怪的病,最终死亡。李定国的儿子见大势已去,带着父亲留下的几千名士兵迫不及待地于康熙元年(1662年)九月拜表投降清朝。可以这样讲,李定国的死标志着原大西军余部抗清斗争已经彻底结束,他的遗书则成了对活着的人最大的讽刺。

李定国是和孙可望一起叫张献忠干爹的,从各种史料来看,李定国的军事才能并不比孙可望高出多少。但此人有个很大的优点,那就是忠诚。他先忠于反明的张献忠,后忠于干爹反过的明朝。只要你认了我,我就死心塌地地跟着你。

这种性格是被无数人喜欢的,因为忠诚是一种美德,但美德并不能代表智慧,甚至可以说,美德并不能创造奇迹。

孙可望投降清军后,他的部队都被李定国收编。在这个时候,李定国的智慧不见了。他把孙可望的军队重新命名,并区别于自己以前的军队,并且在待遇上故意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如果说孙可望的叛变带走的是南明的军事地图,那么,李定国在这个时候不但不涂改这张地图,反而还按部就班地使用着这张地图。

孙可望的十四万军队在战场上并没有丧失多少,但到了李定国这里,开始逐渐减少。孙可望觉得李定国在用各种方式歧视士兵,包括当时的大将白文选和马宝都认为,李定国做得很过分。

不能正确对待投降的士兵,从现有对李定国歌功颂德的资料中,我们实在看不出来他当时的真实想法。但不管怎样,他就是把这些士兵逼到了绝路上,要么成为逃兵,要么成为叛兵。

在军事上,他的处理方式如此,在政治上,他的处理方式也并不怎么聪明。当初,与孙可望勾结在一起的马吉翔等人,本应该被杀掉。他们在内廷过多地阻碍了南明的寿命,可李定国却饶恕了他们。原因只有一个,这些人说的话很中听,至少在李定国看来,这些人有着俊秀的外表和优雅适中的言谈。

孙可望投降后一个月,李定国还没有备战,清军就按照孙可望这张活地图分三路出兵,吴三桂从四川西北、洛託从湖广西南、卓布泰从广西东北进入贵州。第二年六月下旬,三支军队在贵阳会合。随后,他们与洪承畴共商下一步行动。

而李定国开始调集军队,他自己的军队已经在两广的战场上消耗殆尽。他想到了孙可望的军队和其他分布在云南各地的明朝军队,但是,他永远都比不上孙可望的魄力。他永远忠诚于永历皇帝和永历朝。他希望自己调集军队的意图在永历皇帝那里能得到公正的评价。朝臣开始议论,很怕再会出现第二个孙可望。一直到八月,李定国才在贵州西南部选定三个防御阵地防守各渡口。

可惜的是,由于对士兵工作做的不彻底,在清军的进攻下,从十二月底到第二年初,不是李定国防守的两道防线就被攻破。李定国凭借着自己军队的骁勇和对皇上的忠诚死守住最后一道防线。忠诚是要付出代价的,他的军队受到了沉重打击,他立即回到昆明安排将朝廷迁移到较安全的地点。

漫天的清军让李定国选择了向西撤退,其实也只能向西撤退。永历十三年(1259年)一月七日,清军进入云南,当他们得知永历皇帝已经向西逃跑时,紧追不已。此时,李定国并没有和永历皇帝一起走,而是在后面准备拖住清军的推进。但是,他的军队已经无济于事,一个月后,吴三桂和卓布泰从昆明湖地区向西追击,摧毁了所有的抵抗。又一个月后,清军进入永昌,永历皇帝已经被逼到了中缅边境。

李定国从来就没有这样狼狈过,他发火了。他想起了已经死掉的刘文秀在临死前说过的话,朝堂之上的大臣可以不必要尊重,但士兵必须要尊重。因为此时正是用兵的时候。

他似乎有些后悔自己当时对待孙可望士兵的态度,确切地说,他觉得自己用错了方法。他的士兵已经所剩无几。但他为了让永历帝跑得安心一点,还是把最后的武装力量投在了怒江西边磨盘山中的羊肠小道上。他准备在这里对清军进行一次报仇似的反击。

这一次,清军没有捡到任何便宜,虽然,他们把李定国的士兵打残了不少,但自己也伤亡惨重。李定国和他的残部得以逃到了中缅边界。

磨盘山一役将清军的士气彻底消磨,他们不敢再追踪了,准备就地恢复一下元气。李定国和他的大将白文选也在缅甸东北地区恢复元气,与此同时,清军在昆明周围和其他地点派兵驻守。在总督洪承畴的指引下,清廷暂时集中注意恢复农业,学习驾驭土著领袖,并向缅甸人施加外交压力。他们不想再和李定国发生正面冲突,因为李定国已经是瓮中之鳖。

永历皇帝想要进入缅甸,因为边境上的条件太艰苦。李定国坚决不同意,这个时候的他对任何人都不放心,人在将要失败之前总会这样。但永历皇帝不能不入缅甸,因为他实在受不了随时而来的清军,还有随时都准备逃跑的充满着惊慌和空虚神情的士兵们。

李定国同意了,永历皇帝进入缅甸,被迫答应和实施缅甸方面提出的不平等条件。

李定国一点办法都没有,他的忠诚在这个时候已经成了天边的一朵云,想要看的话能看到,若不想看,根本就不存在。

他得到了永历皇帝在缅甸受苦的消息,于是,在边境上,他以各种方式进行骚扰,希望缅甸能把永历皇帝送出来。从永历十四年(1660年)春天开始,李定国开始在缅甸东北部破坏,而且以煽动边境的部族叛乱相威胁。他的要求只有一个:归还永历皇帝。

缅甸人十分恼火,他们让永历皇帝写信告诉李定国,希望他们能离开。永历皇帝不同意,可他手下的人却看到了缅甸人脸上的仇恨,就写信给李定国,希望他别再骚扰。

李定国的忠诚已经找不到与清军宣泄的资格,这个时候让他不打仗,比杀了他还难受。他坚决不走,继续在边境线上搞破坏。

永历十五年(1661年),缅甸人终于把永历送了出去,但不是送给李定国,而是大清朝的吴三桂。李定国在得知了这一消息后,以及临死前的那一段时间里,还希望能去少数民族借兵,准备救出永历帝。他在风中颤抖着每一个手指关节,颤抖出每一份对永历朝廷的忠贞。

当初,他在宝龙接到永历帝的时候,永历皇帝激动地说了一句:恨见爱卿晚啊。

那一年是永历十年(1656年),永历皇帝不知道,五年后,他才死掉。如果真知道自己还能活五年,他还愿意见李定国吗?

李定国的一生,其实就是大西军的一生。这支农民武装曾经辉煌过,在李定国手里走完了最后一秒钟。李定国也算是个英雄,但绝对不是一个可以挽狂澜于即倒的领袖。他的遗书之所以能成为那个时期最让人热血沸腾的大言,就是因为他是个英雄,而且是悲剧式的英雄。

当他与孙可望一起联明抗清时,就已经注定了他是个悲剧人物。他并没有看清永历皇帝是个扶不起来的阿斗,就把血液里流动着的忠诚献了出去。他虽然一心想要恢复大明江山,但他不明白明朝从北京带过来的那种腐臭的味道早已经弥漫在江南的上空。他处在一个不团结也没有任何可能团结在一起的朝廷中,当时,他不能团结孙可望的军队就是一个例子。连他这样的一个人都能犯的错误,其他人就更难以避免了。

他后来告诉自己的部下和亲人,宁死也不要投降。其实是对自己一生的总结,他一生都没有投降过。

我们怀念他,因为他一直在努力!